杨志刚在《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坦言,研究中国礼仪制度,“一是希望廓清历史的真相,探明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细节,或在矛盾的历史陈述中清理出事物的来龙去脉,澄清其意义、价值;二是在此基础上,深入认识、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演变,把握其特点和特质,进而能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所助益。”“有所助益”是在对传统礼仪制度真切理解的基础上获得的。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关于“真了解”,陈寅恪曾有过亲切而精辟的论述,它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例如作者在辨析礼之起源时,就是凭着“真了解”去疑存真的。先仔细辨析了风俗说、人情说、祭礼说和礼仪说等说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然后在大体认同杨宽之礼仪说的基础上,用自己略有补充的文字如是表述: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礼仪活动。当然,这也不是最后的说法,比如,原始民族的礼仪又是如何来的呢?当然,任何问题都可以永远追问下去而没有尽头。不过,在我看来,这里牵涉到礼仪活动与民俗的内在联系及先后渊源关系。往前溯源,即从礼到礼仪活动,再到民俗活动,本链条之最后一环毕竟处在较重要的地位。欲求得对礼之深切理解和同情,与先民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从而征显同一性的民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