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久的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坚强的人。事情似乎也不停顿地使这种感觉变成个性中很确定的部分,这使许多人包括心爱的人都说洪峰理性得冷酷,坚强走过了限度变成了不近情理,这让我吃了很多苦失去了许多朋友。无论如何,我确信每个人都有他特定的活法,我的这种肯定不是最坏的那种。这个判断让我生活得有信心。一九九二年冬天,我的信心开始减少,到了一九九三年春天,那种信心几乎没有了。我经历了许多事,几乎每一件都让我感受到时代前行得太快,我的心境很像九斤老太,她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不希望九斤老太在坟里找到知音,我努力让自己对时代持最公正的评价并尽可能适应它给它赞美。连爱情都不能赞美了,这使人沮丧。这肯定来自内心的感觉,只适用于个人。一个现代人的含义是他必须首先学会适应,这和存在主义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和进化论殊途同归。我愿意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我准备弃文经商,准备身兼多职,必须多挣一些钱,供儿子上学——进一所好学校至少要拿一万元;买一所房子:最低价格也要十万元;乘车旅行——如今买票要额外付保险金,长春站再加一元钱的“车站建设费”,首都机场的修建费已经上涨到十五元。事实上,我只是想想。我愿意多想少干或者不干,这和我的懒惰相得益彰。很少有人能体验这种想想的快乐,它和你喜欢广告女明星的状态接近:心旷神怡又毋须付出劳动,当然,最奇妙的感受是:这样挺好。二月的一天夜晚,我和张英在一家小餐馆饮酒说话。已经记不得都讲了什么,不重要,我们只想说说话。张英是一个很出色的编辑,不重要,他是我所信赖的人。我肯定讲了很多话,走出餐馆的时候,我觉得柏油路很柔软,踩上去让人产生想象。我们都是不善于流露内心的人,这使我们的告别平淡如水。我伸出手,张英没有准备,那个瞬间,他笨拙得像乡巴佬:他手心朝外。我只摸着了他的手背,我赶忙缩回手,说:“打电话啊。”“啊。”他说。这个夜晚肯定不是信心恢复的开始,但它成了一个机会。我讲了一年多来的许多感受,我的朋友也讲。我一点一点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这对我很重要。我知道自己还会继续写小说,而且比以往更有热情;我还会读书而且比以往更有热情。当然,我有许多闲下来的时光,我还会想想火车、飞机、房子、女人和金钱,想想美国,想想战争与爱情,想想和平与凶杀。还有边想边做的事,这谁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