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小传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上学时，因仰慕屈原，自己改名曹京平。1936年在上海发表作品时，即用笔名端木蕻良至终。端木蕻良，1912年9月25日（中秋节），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乡苏家屯一个地主家庭。三四岁时，就跑到书房看家庭教师给哥哥们讲课，幼时就能背诵唐诗，深得老师和父兄的喜爱。6岁读小学，8岁溜进父亲藏书室偷看《红楼梦》，10岁自学绘画，练字读帖。父亲曹仲元，具有新思想，常把孙中山活动相片、宣传画、太平天国《三字经》等给儿子们看。原配夫人王氏仅生一女。端木蕻良母亲姓黄，满族，是佃农的女儿，因貌美，被端木蕻良父亲强抢成婚，生了四个儿子，王氏病故后扶正。祖父看不惯曹仲元作为，分给他一份产业。从此被逐出家门，自立门户。端木蕻良是最小的儿子，母亲常向他诉说自己的身世。因此，他从小就对母亲的遭遇充满同情。学生时代用的第一个笔名就是母亲的姓，取名“黄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亦名《母亲》。父亲是个新派，常到南方闯荡，对儿子教育极为重视，认为土地是死的，人是活的，接受新教育是正理。他卖了土地让儿子们到关内求学。端木蕻良11岁时，随哥哥们到天津，考入美国教会学校汇文中学。除功课外，他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晨报》副刊、《语丝》、《创造》、《奔流》、《小说月报》等，上面登载的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的文章及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等，对他的思想有一定启发。在汇文中学只读了一年多，即因父亲经商破产，加上母亲想念他成病，他便退学回家了，不过二哥曹汉奇仍从天津不间断地寄书报期刊供他阅读。端木蕻良回到家乡后，又钻进父亲藏书室，饥不择食地读了许多一般碰不到的各色各样的书，如《天胜娘娘魔术》、《说郛》、《游戏杂志》、《泰晤士报》、《申报》等等，石印的《红楼梦》更是一读再读……。那时，他除了看书，就是到附近村镇去转。不论接触到什么人，他都希望从对方口中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亲戚也接他到家中去住，他和表姐妹们一起补习功课、作诗。1926年，家乡遭到白喉疫情的袭击。父亲和唯一的妹妹感染后相继去世，他和姑姑也开始染疾，幸得在天律的哥哥们即时寄来了西药而获救。这在他思想里牢牢种下了文明科学的种子。母亲怕他整天游荡，荒废学业，硬要他到昌图县立中学读书。不到一年，他便接到在天津读书、又当家庭教师的二哥的来信，要他仍到天津去上学。因此，1928年，他又回到天津，经过补习，考入了南开中学三三班。入学没有多久，即被同学选为“南开校刊”的主编。他不满校刊主要刊登校方的通知、公告、条文等，便召集编委开会，提出要将校刊改变成学生的园地。从此，将校刊改名为《南开双周》，上面以发表学生、老师文章为主。同时，被选为义塾的校长、美术学会会长、学术观摩会会长、合作社的理事等。同学们都笑他是“苏秦佩六国相印。”他又发起组织“新人社”，出版文艺刊物《人间》和《新人》，发表《力的文学宣言》。在《南开双周》上发表《力量的世界》、《青年运动》、《法国大大主义文学》、《生命解放与青年联谊会》、《因甘六周年纪念而希望“双周”的话》、《论辽账》、《青年与文艺》等文章。“九·一八”以后，端木蕻良和同学们将原来组织的“刻苦团”，发展成“抗日救国团”，开展学生运动，带头和校方谈判，要求抗日，终于被校方秘密除名。他跑到北京和陶行之的儿子陶宏住在一起。由于受高尔基《我的大学》和陈贤祥《新教育大纲》的影响，端木一心要走入社会，陶宏一心要搞翻译。端木整天跑图书馆，看书，写诗，写小说。1932年初，得知母亲在家乡病重的消息，端木化装成小商人回老家将母亲接到北京，和三哥在丰盛胡同租房住下，他想直接当兵去打日本鬼子。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的端木的三哥，“九·一八”后，曾和几个同学去山东找冯玉祥，要求参军抗日。冯玉祥要他们就地参加西北军，因而又回到北平。这时，在绥远抗日的孙殿英部队正在接纳学生军，端木就加入了。到热河后，端木受到孙殿英的重视，孙殿英送端木一匹枣红马。孙殿英得知他是学生，能写文章，便要他四处转，写写部队作战史。那时期，端木整天和部队士兵生活在一起，对那时的部队有一定的了解。后来孙殿英要率部西行，参加军阀混战，端木便借口要到图书馆找资料，回到北平便不去了。端木为了自己活动方便，到北平也不住在家里，而住在北大红楼对面的公寓里，从而结识了陆万美、臧云远等同志，经他们介绍于1932年夏，加入了北方“左联”，后被选为出版部长，和南开同学冯厚生编《四万万报》，和韩宝善、方殷等编《科学新闻》等进步刊物。当时，端木二哥曹汉奇已在南开大学毕业，并留校教书，建议要端木考大学。端木一心投向社会大学，整天编报、写稿，根本不想报考大学。三个哥哥一起劝他，他也听不进去。二哥摸准老弟脾气，便用激将法说：“你不考，就是怕考不取！”端木果然中计说：“我考了给你们看！就是考取了我也不上！”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击复习功课，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生物系，结果均被录取。为了安慰母亲，便进了清华历史系，但仍然从事左联活动编刊物，被选为清华校刊编委。他在《清华周刊》38卷12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母亲》，实际也就是后来他写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一个片断，并用“辛人”的笔名在清华设信箱，和鲁迅先生通信，经常将北京的进步刊物寄给鲁迅先生。1933年秋，北平“左联”遭到破坏，一些同志被捕。端木连夜跑到天津二哥家中。因为天津认识他的人不少，也不敢出门，便在楼下小屋里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并以“叶之琳”笔名给鲁迅先生写信。当《科尔沁旗草原》写得差不多时，就将文稿寄给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先生，没想到从郑振铎的回信中，得到极大的鼓励，郑约他去北平面议，并准备为他出版，但要他对小说中“有碍”的地方进行删节，因端木不愿而搁置下来。写完《科尔沁旗草原》后，端木大病了一场，回到北平母亲处养病，整天闭门看书、写作，与外界根本不接触。1935年12月9日，学运爆发。他惊醒了，在家再也呆不住了。他瞒着母亲，到燕京大学刘克夷同学处，一起参加了“12月16日”的第二次大游行。后旋去上海。1936年，端木在鲁迅、郑振铎、茅盾、王统照先生等文学前辈热情关怀下，在当时上海《文学》、《中流》、《小说》、《文丛》、《收获》等当代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并在《文学》上连载他在上海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地的海》，成为当时文学创作颇具特色的青年作家。在胡风筹组《七月》文艺刊物时，他开始结识了东北作家萧军、萧红等。1937年夏，端木应饶斌之约去青岛。“七七事变”发生后，茅盾先生写信给端木，要他立即回上海。闸北大火时，端木正在茅盾家楼上。这时，徐调孚先生挟着一个布包，匆匆走上楼来。原来这包袱里就是徐调孚从大火中的华美印刷厂抢救出来的两部文稿，一部是茅盾的《真正的中国人》，一部就是端木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八·一三”上海抗战后，胡风约萧军、萧红、端木、曹白等创办《七月》杂志。由于战事日紧，上海一些文学刊物停刊，文化人纷纷撤离到武汉。端木因风湿病犯了，在胡风家小住后去江西上虞三哥处小休了一个时期，于1937年冬天到达武汉，在小金龙巷与萧军、萧红、蒋锡金住在一起。这期间，发表了一些结合形势的散文、论文等，如《哀鲁迅先生一年》、《记一二·九》、《寄战斗中成长的火枪手们》、《八·一三抗战的特质》、《文学的宽度、深度与强度》等。1938年初，阳翰笙召集端木、冯乃超、马彦祥、聂绀弩等人筹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组期间，臧云远应李公朴之托，到武汉来召集进步作家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端木和臧云远都是左联战友，便帮他约了萧军、萧红、艾青、聂绀弩、田间等一起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2月初，到达临汾，和丁玲的战地服务团会合。2月下旬，战事日紧，端木等人随战地服务团到达运城，随后去西安。在火车上，丁玲要端木、萧红、聂绀弩、塞克集体创作了话剧《突击》，在西安上演，颇为轰动，场场爆满。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他们。5月，端木和萧红在武汉大同酒家结婚。8月，与萧红先后去重庆，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约，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同时为《文摘》社编《文摘》副刊。这期间，端木写了歌词《嘉陵江上》，由贺绿汀谱曲，写了一些短篇小说、论文、杂文等，发表在报刊、杂志上。1939年5月，《科尔沁旗草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写长篇小说《大江》，由萧红题名，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同时写长篇小说《新都花絮》等。是年，重庆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加上冬季气候潮湿，对萧红病体非常不利，与华岗先生商议后，他们经孙寒冰介绍到香港编“大时代丛书”，于1940年初飞抵香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和萧红合编哑剧《民族魂》，并写了一系列有关鲁迅作品的论文，在《星岛日报》《大公报》上发表。1941年，端木同茅盾、夏衍、乔冠华等人被香港文协选为理事及研究部负责人之一，主编《时代文学》月刊。1同1年下半年，萧红肺病加剧，住院治疗。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战乱中，端木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设法筹款，为萧红治病。香港沦陷后，萧红因手术感染，终于不治，于1942年1月22日病故于香港临时救护站圣士提反女校。端木在日寇占领的香港，独自奔波丧葬事宜，遵照萧红遗言，将骨灰分葬二处，一处葬于浅水湾，一处葬于圣士提反女校校园面向东北的一棵小树下，以便后来挖出葬于鲁迅先生墓旁。这短短的一个月，端木经历了平生最悲痛、最艰难的日子。随后，心力交瘁的端木，随王福时乘日轮白银丸去广州湾。途经澳门时，端木发觉有人盯梢，来不及向王福时告别，便独自上岸了。他在澳门受到黄新波夫妇的热情接待，小住期间结识了大画师高剑父等，受益非浅。接着，到了抗日时期的文化名城桂林，在文艺界友人的热情关怀下，调整了丧妻后的情绪，又投入创作之中。1943年初，应王鲁彦约，端木续写《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在《文艺杂志》上连载。后来王鲁彦病重，便由端木代他主编该刊。同时，还主编衡阳《力报》副刊《文艺新地》，连载长篇小说《几号门牌》，除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外，还写了京剧《红拂传》、话剧《红楼梦》系列等。为柳亚子先生祝寿，写京剧《柳毅传书》，刊载于广西《八步日报》副刊《灵峰》上。1944年，湘桂撤退前夕，王鲁彦病逝于桂林。端木与邵荃麟、曾敏之、司马文森等在火线下的桂林发讣告、撰悼文、募集捐款，开追悼会。旋去贵州，应惠全安之约，在贵阳青年会连续八讲《红楼梦》。年底，和熊佛西在遵义接办《力报》，秦牧任编辑主任，王坪任采访主任，端木任社主任。抗战胜利前夕，由遵义赴重庆。胜利后，随演剧四队到武汉，端木受邵荃鏖委托，接编《大刚报》副刊《大江》。1947年，应胡然之约，到长沙水陆洲音专任学科系主任。1948年到上海和曹汉奇、石啸冲等主编《求是》杂志与《银色批判》，后因局势恶化，又到香港，和方成、单复、黄永玉、臧克家、杨晦，楼适夷等同住九华径。在《大公报》副刊、《华商报》副刊及《时代批评》等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歌及短篇小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端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端木领取了为他保留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代表证和文件，旋即换上戎装参加土改工作组，到北京南郊参加土改。回城后，参加筹建北京市文联，曾任文联副秘书长、全国文联和作协理事等职。1952年，端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石景山钢铁厂为生活基地，和工人一起编写钢铁厂厂史《钢铁的凯歌》。50年代写有京剧《戚继光》、《周处》，评剧《罗汉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及一些结合形势的短小作品。1954年10月26日，在北京饭店欢迎尼赫鲁宴会前，周总理于小客厅接见部分作家，谈对曹雪芹的评价问题，端木听后深受启发，决心要写有关曹雪芹的长篇小说。1957年，萧红骨灰由香港迁回内地时，端木因正在接受审查，不能前去广州迎接，而写信委托广州作协黄谷柳、秦牧代为迎接，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他只写了一篇《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文章，发表在《广州日报》上。1960年3月，经老友介绍，和我结婚，当时我在昆明部队国防话剧团当编导和演员。一个月后，我回部队。1961年2月在昆明军区医院生女儿，取名钟蕻。1961年，端木参加中央文化艺术代表团去内蒙古参观访问，写了一批抒情散文。这时，端木已患有高血压病而不自知。1962年8月，端木首次到昆明探亲，才见到一岁半的亲生女儿钟蕻。我们算是过了两个月的家庭生活。10月中，和当地作家一起去边疆参观访问。年底，在返回昆明途中，突然“中风”，即送当地医院抢救，经地方和部队医生诊断，为脑血栓偏瘫。我即乘飞机前去照顾，端木回昆后住了3个月军区医院、10个月军区疗养院，终于转危为安。回京后照常工作，我仍然每年带着女儿到北京探亲，一个月后回部队工作。我再也不要端木到昆明探亲了，因为云南海拔高，对高血压病者极为不利。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端木是在遭受剃阴阳头、挨打、批斗、住牛棚……等苦难中过来的。他抱着看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的信念活了下来。1973年夏，他胸区剧烈疼痛而卧床不起。每天只靠吸管吸点牛奶度日，神志不清，已显病危。端木大哥请求文联同志打长途电话通知我前来办理他的后事。那时我正下放到工厂当工人，闻讯后急忙带着女儿于7月31日赶到他的病床前。神志已不清的端木，女儿喊他都不会答应了。头发胡子乱糟糟，一股气味扑鼻而来。我忍着泪水，强振精神，决心从卫生做起，终于从死神手中将他夺回。送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心肌梗塞，需绝对卧床，身边根本离不开人，因而组织上只有将我调到北京。从此，我们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端木逐渐有了生机。“四人帮”被粉碎后，端木精神无比振奋，生活虽不能自理，但已急于使用丢了十年的笔，他重新写作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纪念老舍》。写出来后，由我整理誊清，念给他听后发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彻底平反，被选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90年代为北京作协、中国红学会、楹联学会、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顾问。当时，端木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再也不能允许他深入工厂农村了，就想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我考虑后说：“与其续《红楼梦》后四十回，还不如先写曹雪芹呢。写到曹雪芹泪尽而逝，再接着续《红楼梦》就顺理成章了，再说写曹雪芹思想可以自由驰骋，续《红楼梦》可就太不容易了。”端木觉得也对，但他得要个助手才行，而我那时还在文物管理处资料组工作，因此端木写信给市委请求将我调到文联协助他写（曹雪芹》。1978年，调令下达的第二天，端木就开始写第一章了。1979年4月1日，香港《文汇报》小说栏开始连载《曹雪芹》。那时，几个出版社都来约稿出版。最后还是领导说，本来就是北京市的，当然应该给北京出版社出。于是1980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雪芹》上卷，不到一年时间，连续印刷了四次，达50多万册；中卷1983年交稿，1985年5月出版。在《曹雪芹》上卷出版后，1981年，端木决定到南方追寻曹雪芹踪迹，同时也实地考察一下，增加一些感性知识。这时的端木已能拄棍行走，有我陪着他，胆也壮了。1980年，到哈尔滨参加红楼梦学会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学刊编委。1982年到上海；1984年到辽阳；1986年又到哈尔滨参加第二届、三届、四届红学会及第二届国际红学会；1987年到深圳创作之家，回广州到银河公墓祭扫萧红；1988年到安徽参加第六届红学会，均写了论文。这期间还参加了武汉黄鹤楼笔会、辽宁的鸭绿江笔会。1986年应家乡文联主席王国兴之约，和单复夫妇一起到出生地昌图鴜鹭树乡参观访问，受到鴜鹭树乡小学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地，均应当地要求题词多幅。回来写了多篇散文、诗词，发表在海内外报刊上。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对各地报刊约稿有求必应，几乎占据了他所有时间，使《曹雪芹》下卷的写作受到影响。为此，我曾和他争论多次。端木写了一辈子小说，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没有完整的结构，都凭他的脑子和手。当他文思涌来的时候，饭不吃，觉不睡，下笔如流水。他原来的二嫂胡隽吟女士曾告诉我说，1933年在天津二哥家里楼下小屋里写《科尔沁旗草原》时，满床满地都是写满字的稿纸，是她每天去为老弟收拾，同时也是他首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他写完《科尔沁旗草原》后，就大病了一场。当然，那时年轻，稍稍休息就可以恢复过来了。可写《曹雪芹》下卷时，他已年近80，而且得过脑血栓、冠心病、心肌梗、局限性癫痫，都是叫急救车送到医院抢救过来的。能要求他什么呢？我曾和他约法三章：生活必须有规律，一日四餐，中饭后午休，起来洗澡；晚饭后看电视、听音乐，晚上不许写作；夜12时前必须上床。一般吃早点后，在阳台上看看花，活动活动就到书房窗前书桌旁坐下了，稿纸铺在桌上，参考书围着他，随手都可够得着。他的目光常常久久地注视着窗外。我进来为他加开水时，都是悄悄地，怕打扰他的文思。有时看他奋笔疾书，就更不打扰他了，有电话找他也不让他接……当他午休的时候，我到书桌前看他上午写了些什么，却常常发现他写的是报列约的稿子。这些草稿，都得由我整理了念给他听后，再誊清发出。为此，我曾对他发誓：除了《曹雪芹》下卷，什么稿子也不为他整理了。当然，逢年过节，或有什么纪念性的文章，报刊来约稿，也还是得为他整理了发出。不过，每到年初，端木都是信心十足地说：“今年一定将《曹雪芹》下卷写出来！”我要他将写了的下卷稿子交给我，他总是笑着说还不到时候。但是，从1989年初开始，他数次重犯脑血栓，都是送中日友好医院抢救而恢复的。出院后还为他办理“家庭病床”加以巩固。90年代初，香港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三联书店，曾约请端木和我重游香港，请他作《我（指端木）与萧红在香港》的报告，一切手续都办好，机票都寄来了，终因中日友好医院未批准而作罢。1996年初，端木又因多发性脑血栓住中日友好医院急救。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带着摄像机找到医院，进行电视采访。端木尽管口齿不清、行动不变，还是尽可能地配合。上海图书馆的同志，也是找到中日友好医院来征集手稿，要他为新建上海图书馆开幕题词，他都照办，从不拒绝。1996年，端木一直在病中，但还是写了不少文章，如《鼠年议鼠》、《炒鼠》、《茅盾和我》、《记陈迩冬》、《挽艾青》（诗）、《悼念蒋和森》、《清流和浊流》、《吹尽黄沙始到金》、（与生命竞赛的人》……等等。在他70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端木一生淡泊名利，正直无私。他在文学创作上和理论上，敢于探索和创新，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正如他写文章一样，他是一个与生命竞赛的人，从未想到死，也从不放下笔。就在他弥留的时候，也要我递给他纸和笔，在纸上写：“我支持不了啦……”然后和每一个人握手、拥抱，最后松开我，定定地看着我，微笑地闭上双眼，安详地走了……他留下的很多，也带走了很多，差不多每部长篇的结尾，他都带走了，留给后人的，将是无尽的思念和思索……钟耀群199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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