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少年的成长与感伤——丁天访谈录199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圆山大酒店。张钧你是我这次走访的作家中年龄比较小的一位，作品的数量也比较少，但是质量却很高，或者说很有特点。我记得你在1997年10月号的《南方文坛》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三部小说，流水十年》的创作谈，看标题，你写小说至今至少有10年时间了，请谈谈这10年来写作的一些情况。丁天我写作时间不是很长，大概有六七年了吧。我是高中没有读完就退学了，原因一是不喜欢上课，二是喜欢看课外书，也就是小说吧，同时也喜欢写作，但是主要是混。后来我们家觉得这样也不行，就给我弄到南京的一所英语专科学校去上学，本来应该上两年，但我只上了一年。在那一年时间里，我整天上图书馆读小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套台湾版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很多外国作家就是那个时候接触的。一年以后就回来了，在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上班，上到1994年。199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发表小说，发在《北京文学》上，同时也给了《收获》一个中篇。于是就决定辞职。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十几岁小孩的故事。张钧到现在为止，你写了大概有多少万字的东西？丁天发表了有40万字，还有一个长篇没发出来。张钧你在《三部小说，流水十年》那篇文章里，说你迄今为止所写的小说尽管它们在文本上没什么大联系，但它们都应该算做成长小说，它们都和青春、友谊和爱情有关，同时又都很情绪化。这一点我在读了你的一部分作品后比较同意你对自己的看法。比如《饲养在城市的我们》这个中篇，就是一部成长小说，就和青春、友谊和爱情有关，就很情绪化。整篇小说叙述得漫不经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更像散文。但正是这种漫不经心的散文式叙述，将成长中的茫然无措和伤感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这里，青春就像一场梦，一场漫无边际无所适从的梦，既美妙又无聊。小说中叙述人“我”与林雪的那场爱情游戏，让人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能不能把这个中篇看成是作者的精神自传或者情感自传？小说中曾进行的那次“不成功的写作”是否与你的小说写作有某种关系？丁天可以这么说吧。这篇小说取材于我自己的生活，一些比较要好的朋友我也写了进去。我的第一篇小说还是比较像小说的小说，有开始，有故事的发展，有高潮。而这篇小说再这样写就比较困难，因为我想再这样写过程就会比较乱，那时我的生活很难整理出一个明晰的故事，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想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故事表现出来比较难，所以就用了这种散文化的写法，我觉得这种方法好一点。张钧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常有一种像《饲养在城市的我们》的主人公们的那种伤心感怀和失落无着的感觉？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体验到这种茫然和失落？丁天对，我在生活中是经常体验到这种东西。张钧《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的黄力为了证明与“我”的友谊，前后搞了两次令人恶心又让人悲痛的恶作剧。但他希望青年时代的朋友永远不散的愿望还是令人感动的。生活在摧残着青春拆散着友谊，快使纯朴的情感变得穷凶极恶了，所以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纯真的东西就变得弥为珍贵。这篇小说是一种对于纯真的呼唤还是一曲青春的挽歌？丁天我想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吧。张钧读《饲养在城市的我们》时，我想到了何顿的长篇《我们像葵花》。这也是一部成长小说，何顿在这部长篇里写了一代人——50年代末出生的那代人的悲欢离合。他们在读中学的时候正赶上十年动乱，整天唱着“我们像葵花”之类的革命歌曲，荒草一样盲目地生长。后来，十年动乱结束了，有的人有幸搭上了末班车考上了大学，而更多的人则成了无用的废物，在茫然、无措中游荡。于是，种种悲剧发生了。我记得，在小说的主人公冯建军第二次入狱后，叙述人“我”在一种悲怆的情绪中想起了“我们”儿时游戏中所唱的一支顺口溜：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革命的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代人就这样完了，令人悲痛欲绝。你的这篇小说与何顿的不太一样，但也有一样的地方，就是写了另一代人，这代人出生在70年代初，他们的青春也是同样的茫然无措。请问，这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丁天我想这种茫然感跟时代没有太大的关系，哪个时代都有让人茫然失落的东西。但是想一想呢，跟时代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每一个时代还是有它的特定内涵。只是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深究过，因为我是比较情绪化比较感情化的人。首先是有的事情发生了，觉得对自己来说比较重要，然后就把它写下来。张钧也就是说，你的写作往往是一种感觉化的写作，或者说情绪化的写作？丁天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这种感觉和情绪也是很有意义的东西。张钧我理解，曾获1996年度《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的《数学课》写的是一种生命在成长中惨遭摧残的悲剧，这虽然是发生在你们这一代的悲剧，但是我想也是一种普遍的悲剧，因为这种少年成长的悲剧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出现的，而现世人生的残酷和冷漠，正是通过这个悲剧得以揭露。小说叙述平静，但刻骨铭心。我在这里的问题是，你写这个东西有没有生活的原型？或者纯粹就是想像的结果？丁天有生活原型。其实，写《数学课》时刚开始写东西，对我来讲是写作练习。在这个小说里，我首先想到的是叙述一个事件，把我所听到看到的全部写下来。写完之后我自己感觉不错，但没想到《人民文学》能接收，并且反响还可以。张钧这个小说确实不错。丁天我早期的写作是从中学开始的，当时觉得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些成问题，另一个就是觉得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有一种对抗关系，这种对抗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它根本性的东西我想还是一样的。张钧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比如你这篇小说里的李圆，她是一个文静、不苟言笑并且学习成绩优异的女学生，只因某一天她因故没做作业，就在数学老师冰冷的威严的压力下，跳楼自杀——当然她并没有死，而是失去了双腿。这比死还惨。从此以后，她就不能再上学了，只能坐在轮椅里了此一生。这个成长中的悲剧本来应该是惊心动魄的，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世人的冷漠和残酷，使得这个悲剧悄悄地被消解掉了。偶尔被人想起，不是作为反面教材就是作为闲聊时的谈资，带有幸灾乐祸的色彩（李圆的邻居、同学傅玉玲眉飞色舞地向别人讲述李圆不光彩的家庭私事；班主任老胡太太把李圆作为反面教材让同学们端正学习态度）。丁天在这里我所表现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控制与被控制。控制者当然就是成年人，而少年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被控制者，这样，闹不好就必然要产生某种悲剧。张钧你似乎很喜欢平静地不动声色地叙述一些本来应该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数学课》、《反光》、《张立国和刘英》等。这种叙述表面上看没多大波澜，有时还让人感到有点琐碎，但一旦读到最后，却能够让人久久难以平静。能够谈谈你这种叙述方式吗？丁天我的这种叙述方式可能跟我的阅读有关系，比如跟卡夫卡、博尔赫斯、索尔·贝娄有关。1993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做《放弃》，当时可能是印了500本，可是办了两年就办不下去了。原因是一个朋友出国了，另一个朋友结婚了。我们办刊物这几个朋友生活经历比较相似，写作风格也差不多，总在一起聊，就办了那本杂志。我的这种叙述方式的形成我想跟那本油印刊物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几个朋友互相影响吧。张钧这让我想起了你的一篇叫做《说说写写》创作谈。在那篇创作谈里，你说写小说和闲暇时与朋友在酒馆里聊天一直是你生活中的两大乐趣，并且聊天的主要内容也与文学有关。可见，你的写作与你的聊天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让我想起了海明威在巴黎时的情景，他那时也是一边写作一边到咖啡馆去聊天，这似乎是一种标准的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请你就这个话题再谈谈。丁天实际上我们聊天的内容跟后来写成就小说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我的写作跟聊天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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