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好书。它真实记下了作者大学毕业后下放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前后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本书中记录的一切，使我惊叹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与浅薄无知。环顾国内文坛，一些有识之士正在拿起笔，写下他们在文革中的切身经历，刘庆林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作者散文功底深厚，文字如行云流水，这就使本书更增加了可读性和感染力。这部书稿最耀眼的特征是真实，真实得令人陶醉。作者学养深厚，平实叙事，以情动人，常有可圈可点亦庄亦谐的妙语蹦出，读着，令人开悟，令人解颐。作者将从充满忧虑眼底拍摄出来的种种画面，拿到理伦的显微镜下分析提炼，提示了荒谬透顶的愚昧的根源，具有深重的历史感，给我以刻骨铭心的震撼。春瑜兄寄来—本刘庆林先生写的《倾斜的年轮》，嘱我挤时间一读。从来言听计从的我读完此书，就知道不曾“上当受骗”：确实是一本值得纫读的好书。这部书讲的是作者——一位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时正逢“文革”的大学生，被发配到一个军垦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前前后后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作为一名在“五七”干校“进修”八年之久的臭老九，又读（看）过一些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包括回忆录、电视剧在内的文艺作品，我对于“再教育”的滋味并无新鲜感；但是，大学生下放到军星农场的故事，我还是头回看到。于是我看到同中之异。一样自以为高明万分担当“再教育”重任的军代表（从“文革”中听到的一些小道消息看，这个农场的军代表应算是好的），一样把不同的观点搬到了劳改场所，——样破坏生态平衡的毁林开荒或围湖造田（惟一的优点是不必挤占公社农民的口粮）。“文革”时曾听到过大学生白嘲为“三品大员”（试验品、牺牲品、处理品）一说。这本书翔实地告诉读者，苦读十几年（还得加上父母的操劳）的人才，不仅让当地农民也十分惊讶地大材小用，丢掉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乃至马克思、恩格斯，从头学起地接受如何用老祖宗使过的犁耙耕田、如何干年一贯制地插秧的“再教育”，而且甚至变成一个个病低低或神经今今的废品。离他们那里不会太远的咸宁，有一个文化部的“五七”干校，一群专家、学者乃至国宝级的文化人也同他们一样，被迫扔掉那些“封、资、修”，生产出成本上百元一斤的粮食。这种对人、人才价值的蔑视，恐怕什么大哲学家也解释不清楚。当然，刘庆林所在的那个农场到底比干校多了一点欢笑，居然有条件唱歌、跳舞、演戏，讴歌“陈胜吴广跟党走，镰刀斧头闹翻天”（我读到这里，不禁哑然一笑，“陈胜吴广跟党走”既滑稽又现实。刘庆林到底是学过哲学的）。但是，他们也有年届不惑乃至花甲而且举家下干校因此不会再产生的性饥渴。刘庆林他们的那个农场，还是一个使不少学生“锻炼”出了血吸虫病、华伦也奈何不得的可怕地方！作者真实并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品尝到的无非是一个被蔑视受愚弄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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