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立春以前·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孤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道告结束。此次据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为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贡，《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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