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记云：“拟编旧稿为二集，一曰《药堂杂文》，一曰《风雨后谈》。”《风雨后谈》后改名《秉烛后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列为“艺文丛书之六”，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所收二十四篇文章，除《关于阿Q》写于一九三九年外，均作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十月，正如作者所说：“这都是《秉烛谈》以后所写的东西。”（《秉烛后谈序》）“风雨后谈”本是周氏在《宇宙风》上用过的题目，以后他两次想用这名字出书，又都放弃了，先是《秉烛谈》，再是《秉烛后谈》。作者曾为《风雨后谈》作序一篇，及至改名《秉烛后谈》，“序文另写，而仓促未曾印在书里”，后来一并收入《立春以前》。作者在《风雨后谈序》中说：“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拉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前一点亦即《夜读抄·后记》中说的“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几年来所写此类文章甚多，虽然在《秉烛后谈》中却未必占着很大比例；后一点道着此书主要特色所在，尽管前此之《秉烛谈》等这未必那么明显，——当然若从作者行文总的态度来说，倒是一贯如此的。《秉烛后谈序》说：“本书中诸文颇多闲适题目，”大约系指后半部分而言，这一时期作者多写此类闲适题目（除本书各篇外，还有不少收入《药味集》中），确是事实。作者曾说此前几种集子都“未能真正谈风月”，“风月”一语未必等同于“闲适”，但是多少也有相通之处。然而同为闲适题目，内容却可分为两类，其一表意趣，可谓真闲适，如《谈劝酒》；其一疾虚妄，一似别处之“古怪题目”，如《谈过癞》。自《夜读抄》开始的文章写法，到《秉烛后谈》基本告一段落，此后路数颇有变化，《自己所能做的》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于是继之以《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一路文字了。作者曾在《谈虎集·后记》中说：“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此集中有篇《谈文字狱》，讲的即是历史上此类事情。而这话题又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此前他写过《秉烛谈·赋得猫》，其中有云：“欧洲的巫术案，中国的文字狱思想狱，都是我所怕却也就常还想（虽然想了自然又怕）的东西，往往又互相牵引连带着，这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压迫之一。”巫术案与文字狱分别是中西文化中最黑暗的现象，而“人类原是一个”，他所面对的便是整个文明史，对此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在文字狱中，作者特别看重“以思想杀人”一类，“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刚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而“一般读书人对于此事的感想”又与“暴民”无异，形成一个上下一致的专制局面，作为思想者的个人只有被杀的份儿了。这既是政治专制，更是思想专制；政治专制来自某一方面，思想专制则来自各个方面，甚至政治专制的对象也成为思想专制的一分子。思想专制的实质，就在于人们普遍丧失思想和判断能力，自觉趋同于专制本身。像这里提到的顾亭林、王山史等，未必一定受到钳制，他们真是这般想法；而李贽之类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成了“人民公敌”。“为犯匹夫之怒者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周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着意加以甄别，不放过坏的一面，此前所作《夜读抄·太监》、《看云集·论八股文》等皆为力作，而又尤其注意对于思想专制的批判，盖此为要害所在也。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七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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