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有两段时间，写作旧体诗较成规模。先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作品编为两组，一曰《苦茶庵打油诗》，二十四首，曾收入《立春以前》；一曰《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二十首。后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主要写于南京老虎桥狱中，故名《老虎桥杂诗》。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作《杂诗题记》，似乎已有编集，如此则应包括时已完成的《炮局杂诗》、《忠舍杂诗》、《往昔》、《丙戌岁暮杂诗》、《丁亥暑中杂诗》和《儿童杂事诗》之甲、乙二编及序，《题记》有云：“这回所收录的共有一百六十首以上，”上述各组合计一百五十二首，大致相符。此后又写了附于《题记》之后的“寒暑多作诗”一首、《儿童杂事诗》之丙编、《题画》之前五十四首以及《拟题壁》，末一首作于出狱之日。寄居上海时则写了《题画》最后之《为唐令渊女士题画》五首。这些诗作陆续增补进《老虎桥杂诗》。以后几次重行编订，包括曾把书名改为《知堂杂诗抄》，日前仅见六十年代初所撰《老虎桥杂诗序》、《知堂杂诗抄序》二文及手订目录两份，略可得知篇目增减情况，然定稿究竟如何，亦未能完全确定。老虎桥诸作只有《儿童杂事诗》留存手迹，先后由香港崇文书局（一九七三年）、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影印出版。此外皆为抄稿，所见者二种，一是郑子瑜抄《知堂杂诗抄》，据云系自作者五十年代末所寄稿件抄得，然原稿迄未示人，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书社在此抄稿基础上调整增补，出版《知堂杂诗抄》一书；一是茶林抄《老虎桥杂诗》，为六十年代据周氏借给孙伏园的手稿过录。两份抄稿内容颇有不同，前者多《苦茶庵打油诗》和《苦茶庵打油诗补遗》；缺《炮局杂诗》十三首；无《忠舍杂诗》，代替以《老虎桥杂诗补遗》，少九首；《丙戌岁暮杂诗》和《丁亥暑中杂诗》合并为《丙戌丁亥杂诗》，少十一首，两组诗之后记亦无；《题画》多《梅花月季》，缺《山水》之四；《题记》少末尾一千八百余字；诗中小注也多有不尽一致之处。周氏在《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中谈及自己写诗的师从时说：“那是道地的外道诗，七绝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则是学寒山子的，不过似乎更是疲赖一点罢了。”前者系指《忠舍杂诗》而百，而此前之《苦茶庵打油诗》正续编，其实也是如此，虽然笔墨清淡，诗意却很苦涩；后者则说的《往昔》、《丙戌岁暮杂诗》和《丁亥暑中杂诗》，写得古朴浑厚，率直恳切。然而作者又复声明实与志明、寒山有别，如《题记》所说：“他们更近于偈，我的还近于诗，未能多分解放，只是用意的诚实则是相同，不过一边在宣扬佛法，一边乃只是陈述凡人之私见而已。”说来只是形式有所取法（包括不追求传统旧诗那种意境在内）；指向却很不同，如果说彼辈只求解脱，是禅家风范；周氏则是儒者述怀，更接近《古诗十九首》和陶诗了。《苦茶庵打油诗》又说：“此外自然还有一位邵康节在，”也是就此而言。或者说周氏追随志明、寒山破法，所破者但在寻常诗意，他于破之外尚有一立也。所以他说：“名称虽是打油诗，内容却并不是游戏，文字似乎诙谐，意思原甚正经。”（《苦茶庵打油诗》）《儿童杂事诗》别是一番路径，乃因“偶读英国利亚Lear的诙谐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略师其意”，又谓“实亦即是竹枝词”，也非正统路数，甚是生趣盎然，有如天籁，然而作者仍说：“我这一卷所谓诗实在乃只是一篇关于儿童的论文的变相，”所强调的还是这个意思。《题记》讲到“杂诗”特别的一点长处：“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全篇之中一二处过于警辟，为散文或白话诗所不宜；旧诗却可以如此，所以他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集中《炮局杂诗》以下五组，反思生平，表白心境，其深切处为别的作品（包括后来所写《知堂回想录》）所不及，特别值得注意。此次据谷林抄本《老虎桥杂诗》整理出版，为该本首次面世。原件共九十八页，目录中无“题记”，“炮局杂诗”在最后；正文中“题记”在“儿童杂事诗”之前。又据周氏手订目录，集名《知堂杂诗抄》，则《苦茶庵打油诗》及《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位列最前；集名《老虎桥杂诗》，则二组作为附录，排在最后。现即将《苦茶庵打油诗》及《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列为附录一，又将《老虎桥杂诗序》和《知堂杂诗抄序》列为附录二。以上四种，均采自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一月版《知堂杂诗抄》。《苦茶庵打油诗》参校以《立春以前》所收者，《儿童杂诗抄》参校以文化艺术出版社影印本（中华书局本系据此本重印，内容相同）。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