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字季龙，曾用笔名禾子、谭禾子、春斋、钱春斋、王德甫。籍贯浙江嘉兴，1911年2月25日生于奉天（今辽宁沈阳市）。自幼在浙江嘉兴求学，1926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系，1927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1930年毕业；同年进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193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春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后又兼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代顾颉刚）讲师。1935年在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1942年升任教授，1946年随校迁回杭州，1947年至1949年期间以谭季龙名义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1950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5年至1956年去北京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957年回校任历史系主任，后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年至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同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首批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谭其骧是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人之一，长期担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1991年lo月18日突发脑溢血，后因多种疾病并发医治无效，于1992年8月28日在上海逝世。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创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的历史研究有重视地理的悠久传统，早在二千多年前就产生了《禹贡》、《山海经>>这样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绘制了精确的地图并留下了“放马滩地图”、“马王堆地图”等实物。成书于公元工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改变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地貌和水系的变迁，也给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体系中，地理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四部分类中附属于史部。所谓“地理”也是以沿革地理为主，即局限于政区的“沿”（延续）和“革”（取消或改变）的变化、疆域的盈缩消长、地名的位置和含义、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等方面，一般只注意这些地理要素变迁的事实，而不是引起这些变迁的原因，更不深入研究这些变化的规律。数百年来，除了有限的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从1932年起，谭其骧就在辅仁大学等校讲授沿革地理。而在此前的研究生期间，通过与导师顾颉刚的讨论，他已对历史政区地理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见解。1934年2月，他协助顾颉刚发起筹组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到1935年，《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作为杂志的英文译名，这说明他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在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华北、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学会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边疆史地和民族等方面，原定的研究计划未能实施，但对国内外学术界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青年学者和在校学生就是通过学会的活动步入学术领域的，其中包括不少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尽管谭其骧在50年代以前的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但已扩大到了人口、民族、都市、地区开发等方面，并且已注意到了文献考证以外的研究手段和相关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在抗日战争颠沛流亡期间，他开始了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并且一直没有中断。新中国成立后，谭其骧与侯仁之教授等人积极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工956年国家制定长期科学规划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地理研究计划，与侯仁之、王庸等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规划，还与李俨、钱宝琮、严敦杰、席泽宗等进行了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机构和制定规划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年代初，在他和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倡导下，通过广泛的讨论，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它与沿革地理的关系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到“文革”前，由谭其骧创建和主持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已成为国内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专门研究机构。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多年的停顿，但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基本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谭其骧最杰出的贡献。这部空前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在《图集》的编绘过程中，谭其骧在把握总体质量的同时，亲自作了大量具体的考订和审核。经过反复研究，终于确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事实，既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肯定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扩展和巩固的重要功绩。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谭其骧以一个史学家的良心和自信，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图集》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从1982年开始，他又主持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直到卧床不起，无法说话时，他还在关注着这项工作。谭其骧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和研究手段，开辟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途径，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际课题。50年代以后，谭其骧的研究重点转入黄河变迁史、上海成陆和发展史以及长江、海河等水系的形成和变化等方面，他主持的有关黄河、长江水系变迁的研究成果构成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部分，不仅丰富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而且对黄河、长江、海河等水系的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80年代后，谭其骧又大力倡导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并身体力行，对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地方史志编纂和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对文献资料、政区沿革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正确理解地理环境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在总结中国历代政区演变规律的基础上，还就未来行政区划的改革提出了划小省区、恢复中央省县三级制的方案。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在历史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人口地理、经济地理和移民史等方面完成的论著，使历史人文地理的主要分支都有了相应的成果，初步构成了学科框架。在60年的教师生涯中，谭其骧开设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地理、中国社会文化史、中国历史地理、正史地理志导读等课程。在他主持下，复旦大学于1960年设置了全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先后培养了三届本科毕业生。1978年开始，他又指导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2人在1983年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现今大多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由他创办并长期领导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是国内人数最多、门类较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承担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重点学科点。除了尚未整理出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释文外，谭其骧1982年前的主要论文已编入《长水集》，上、下册分别为解放前、后所作。他逝世后，我将他1982年后发表的主要论文编为《长水集续编》。本书就是从这两本论文集中精选出的在各方面和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地理论文。为了充分反映这些论文的原貌，除有两篇因篇幅所限而节选了一部分外，其余均未作删改。兹按编排程序说明如下：第一组的7篇代表了谭其骧对历史疆域政区的研究成果。最早的《新莽职方考》发表于1934年，是典型的沿革地理考证；最晚的《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设想》发表于1991年，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对未来改革方案的建议。《秦郡新考》可谓三百年学术争论的总结，因为对本文的结论学术界基本不再有异议，但在方法上依然未脱乾嘉学派的窠臼。而1988年写成的《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一文，正如题目所表明的，所论述的已不是简单的政区沿革，说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谭其骧已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他一再告诫青年学者，沿革地理是历史政治地理的基础，也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基本功。任何地理研究都离不开一张准确的地图，而不懂得疆域政区和地名的变化就画不出准确的历史地图。他多次作过关于历代政区变迁的学术报告，撰写过这方面的论文，《中国历代政区概述》就是应《文史知识》之约、以青年和非专业读者为主要对象而写的，所归纳的三条规律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果。《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虽迟至1991年才正式发表，但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却开始在50年代后期。由于从“重编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改为重新编绘包括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之外各民族政权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准确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篇论文不仅是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至于编绘中遇到的具体难题则不胜枚举，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非学术方面的原因，有些难题直到这部地图集出版也还没有真正解决，《唐代羁縻州述论》所涉及的羁縻政区就是其中之一。谭其骧在暨南大学求学时曾师从潘光旦先生，对移民史有浓厚的兴趣，毕业论文即以《中国内地移民史要>>为题，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选择了区域移民史，后以《湖南人由来考》的题目发表。选入这一组的另两篇同属移民史，但侧重不同。《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主旨在揭露南方移民史中的一大假象，即以为近代的大族都是迁自中原的汉族，实际上湖南的大族多数是当地“蛮族”的后裔。《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则是以侨州郡县的复原为手段，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的具体方面，如移民的来源、迁入地、迁移阶段等，并对移民作了数量分析。此后，尽管他没有再对移民史作系统的研究，但每到一地仍注意研究当地人口的来源，著有《播州杨保考》、《粤东初民考》等重要论文，只是限于篇幅未能收入本书。谭其骧对地理学史和地理古籍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如对马王堆出土的古地图、鄂君启节、《山海经》、《徐霞客游记》、《汉书·地理志》、《方舆胜览》等都著有论文。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始终坚持从原著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代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的价值和贡献。本书所选的《论V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通过对《五藏山经》所记各山具体所指和相互关系的逐点考证，确定其地理范围，为恰如其分地肯定该书的科学价值提供可靠的基础。《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纠正了丁文江对徐霞客地理学成就的过高评价，在对徐氏的纪念性论文中独树一帜，50多年来同样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谭其骧晚年倡导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不遗余力，他一直希望能对中国历史上文化区的形成和演变作深入的研究，也打算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作些发凡起例的工作，但限于时间和精力，未能如愿。《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就是他未完成的绝笔，所以只节选了其中的上篇，仍以初次发表时的《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为题。他对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的论述，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作了深刻的揭示，也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80年代后，全国各地集中编纂新方志，谭其骧在多次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会议上发表过意见，也对多种新旧方志作过评价，所选《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一文是影响最大的一篇。谭其骧一生所作虽多鸿篇巨制，也不乏精细的札记书评，短简小品，录选的四篇各有千秋。《与繆彦威论〈招魂〉庐江地望书》不过千余字，却为解决《招魂》的作者提供了颠扑不破的证据，所以在重庆一发表就为郭沫若所引用。《七洲洋考》指出：流传100多年的以七洲洋为今西沙群岛的说法实际是无稽之谈，宋、元、明记载中的七洲洋皆指今七洲列岛附近海面。《郭著〈李白与杜甫〉地理正误》指出了郭著对碎叶、条支、河西三地定位的错误，致误的原因则在作者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对史料作随心所欲的解释。《〈汉书·地理志〉选释引言》节自《选释》，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对该志最全面而简明的科学评价。本书的下半部分是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论文，有黄河、海河、云梦泽和上海成陆几个方面。对黄河变迁的研究，谭其骧在《长水集自序》中作过这样的总结：“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时期分成几个段落，指出各个段落的不同情况。哪几个段决溢频仍，不断改道，哪几段相对地平静无事。但我一直讲不清楚何以不同时期会出现迥不相同的情况。过去治黄河的学者，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决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的历史演变认真做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文章的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地图都必须画出当时的黄河、长江等主要水系，所以谭其骧曾对黄河、海河和长江水系的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的变迁作过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些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图集》就采用了这些画法，撰写《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有关章节时也采用了这些成果，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一文，谭其骧自己有这样的评价：“这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古今学者讲到汉以前古黄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条见于《禹贡》的河道，谁也不知道还有其它记载。如今被我从《山经》中找出这么一条经流凿凿可考，远比《禹贡》河水详确得多的大河故道来，怎不令人得意！”其重要性于此可见。在编绘西汉河北地区地图时，谭其骧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的西汉河北水道画得不符合于《汉书．地理志》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证明《说文》、《水经》）的有关文字也有讹误，他进而发现，西汉时河北平原诸大河是分道入海的，到公元3世纪曹操开平虏渠和白沟等人工河道，使河北平原上众多分流入海的水道相互沟通，下游日渐淤塞，逐渐形成今天的海河水系。1957年5月，他在复旦大学报告了这一结论，散发了报告提纲。尽管直到30年后他才写出《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并正式发表，但海河的治理却已循着恢复历史原貌，即为海河下游开挖多条出海水道的方案进行了。谭其骧对上海市区的成陆过程先后发表过几篇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根据新发现的文物和史料。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寻求更合理的结论，《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是其中较晚的一篇。但到1982年谭其骧整理旧著时，又发现了自己的失误和片面之处，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后记。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如果谭其骧在世的话，相信他还会不断修改自己的结论，所以我深信收录这篇《后记》是符合他的意愿的。最后的一篇《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并不属历史自然地理，但因与前面两篇有关，在上海史研究中又有重大意义，所以就编于《后记》之后。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