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上有许多精辟的论断：“白话文学不是五四这三四年来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国语白话文学这一千年来的历史，决不可能在这三四年里引起那么多人的响应和赞助。白话运动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然而，为什么又不手捧着《红楼梦》、《水浒》这样万古流传的精品，非要来个轰轰烈烈“事在人为”的白话文学运动呢？胡适又给出无懈可击的回答：“自然的演进还不够，它太迟缓，也不经济，我们要进行有意的革命，而《新青年》不同与《红楼梦》的贡献无非是在缓步徐行的文学历程上加上有力的一鞭。　于是，“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典文学死了，另一种“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也许是因为历史传承的原因，胡适开创的语言的“革命”运动，被我们这群有意无意的后继者持续至今，并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催逼下面临新一轮的转型。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由语言构建的。海德格尔曾在《通过语言之途》中说：“人的生活意义都是由语言的具有创造力的开放性所建立的。”早先的希腊人并没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这个词，语词和客体是融为一体的，是“逻格斯”的无语词的言谈。德国解释学家迦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活生生、主客体没有分离的语言，并对它大为推崇，认为它能精确地揭示存在和真理。没有与理解的语言相分离的事物，也没有与事物相分离的语言，它们彼此从属而不可分离。然而，对语言的运用和操作使它不自觉地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我们栖息在语言之中，忘却了它原本的意义而对它越来越少地认识。于是，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剥离和“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我们越来越怀疑语言的本质和它不可忽视的文化性，它成了“文化遗传的忠实载体”而非“文化遗产的深刻揭示”。语言被极大程度地外在化了，以严密复杂的结构、进步以及繁荣为标志；而文化依旧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传统的积淀，总和着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于是人们竟自作聪明地问道：文化的传承与语言的内部规率究竟有着多大程度的切合？殊不知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的确，语言因其工具化被人们为适应某种目的而大刀阔斧地“革新”；但文化依旧在后面缓缓而行亦步亦趋，于是，终究导致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断层与不适应性中国的语言在此问题上的突现则犹为显著。在历史上，由于生存的竞争、发展的本能与需求，汉语在殷周之初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由简单到反复、由单纯到多样，最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体系并定型，这就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在战国之后在词汇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但这种丰富和发展并没有根本上颠覆古代汉语的“型”，他依旧完好地体现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整个儿价值观。古代汉语直至五四时在外来语言的冲击下才发生转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反省和反思自身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建立在民族独立与生存岌岌可危意识上的对时代变更奋起的响应，那么自五四起，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深痛反省和激烈批判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了。于是作为“文化显示器”的语言，“破旧革新”之急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世界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这段话可谓情绪激昂、骇人听闻了。然而文学的“国语”究竟如何创造？西方的文学范本与“国语”又有何对应的内在联系？胡适在国语的革命中提出三点：第一是用白话，包括用方言和古代学典籍《水浒》中的白话，这是胡适最为看重也最为自得的。二是翻译西方的文学作为范本，三是创造。对于第二、第三点，胡适始终没有讲清楚，也曾诞生这样的疑问：“若单靠白话便可再造新文学，那么难道把郑考胥、陈三立的诗翻成白话，就算得上文学了吗？可见，胡适自己也意识到新文学绝不是语言形式的问题，文化与语言的息息相关也给语言的改造和欧化带来困境。如果说，外在的语言尚可被我们照搬外国的理论和研究方式大刀阔斧地改，那么内在的文化则显得沉重、坚定，一脉相承而难以给它加上“有了的一鞭”了。于是，由于偶然和必然的历史因素，汉语被胡适等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大程度地革新，从此有了“古代”和“现代”之分，有了“死寂”和“生气”之别。但正如洪堡特所说：“每一种语言都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的语言。”那么欧化了的语言是不是足够强劲去欧化整个中华民族呢？事实证明，我们用西方的语法系统和研究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已出现了很多歧义，更不要说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由中国汉字建立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了。　于是，既然我们承认现代汉语是欧化而来的，那么西方人大可以本着“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任意妄为地评判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根据传统的形式和语法分析法则，立足本位以“榜样”的姿态给予指教。黑格尔首先给予致命的一击，并由此奠定整个西方对汉语的偏执论断：“汉语是缺乏逻辑词汇的不发达的语言，对思维规定缺少专门和独特的词汇（如介词、冠词）特别是名词和动词缺少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施莱赫尔据此把汉语归为最初级的无形态语、孤立语、词根语。索绪尔称汉语词汇为“超级词汇典型”，因它不能再加以分析、论证，实则与施氏是一个意思。现代西方语言学专家KAPLAN在评价中国学生的TOFEL考试作文时更是危言耸听：“中国人的文章总采用迂回繁琐的叙述方式，散漫零乱，缺乏连贯性，叙述偏重意义而缺乏事件发生过程，无头无绪。”这些怵目惊心的评述充分显示了西方人自居拥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学理论，把“局部规律”上升至“普遍意义”的文化排异精神。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未曾由此转入深刻的文化反思，权量怎样本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确立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和研究理论，不再在新一轮的历史之交经受全盘西化的侵害。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守旧”或“西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几乎成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宿命。“中体西用”或“中国文化本位”的主张虽然一直有人在大声疾呼，但总不是流于一种政治口号，就是作为对“西化”的一种感情上的对立面与调整出现，缺乏更深层次的剖析和体认。加上某些外部原因，这种主张不是变成保守势力维护旧传统的代名词，就是一种毫无理论基础的空洞主张，成了“国粹”与“西化”夹缝中的蝙蝠，几乎难以立足。二三十年代，在“五四”反封建运动中新生的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届充满了革命战斗的气氛，冲破了我国语文研究几千年来以汉字为枢纽，在文字、音韵、训诂上释经阐义的传统格局，在时代要求的催逼下丢弃逆流而行的孔孟之道，同时也丢弃了中华文明的一些精髓，为了“政治”和“经济”舍身忘本“嫁接”文化，于是培植出的是文化界的“酸果”而非纯美清丽的“一枝独秀”。这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作出的最可悲可叹的精神牺牲。然而令人焦虑的是，我们并没有基于对历史的深刻体认而在这个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纪之交诞生出保护文化的自觉和警惕。为了竞争、合作和交流我们必定要涌入全球化的进程，然而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单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各种民族精神都要全球化？是不是经济决定综合国力的今天，文化也要尽其所能求同存异地为经济腾飞铺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并非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至今还在制定诸如“在市场经济下勇于丢弃儒家文化中与经济相悖的传统，接受现代化”的政策。帕默尔告诉我们：“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我们必须立足本位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去探寻未来语言发展的源流。中国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许要突破某种局限，正如中国人在全球化的时代命题下要修正某些僵硬了的世界观，但这两者永远是合拍的，互相诠释而难舍难分。 文化是自己的，世界观是自己的，语言也必须是自己的。宇宙若是运载万物的诺亚方舟，汉字就是表述物名及其事理的全息标志，对大千世界的每一具体事物都做出精湛的描述。中国语言因此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历史深度和幅员广度，一脉相承的历史中蕴藏着内在动力。它必将承载着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缓缓前行，“自然地演进”，不再需要“有意的革新”！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