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一本学术随笔自选集,收录了多篇谈古论今的文字,其中还包括作者近年所著的一些戏曲评论,作者晚年文章的风貌由此可窥一斑。片断:严几道先生二三事随着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的展开,作为北大第一任校长的严复(字又陵,又号几道)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北大校园中树起了这位西风东被的先驱者的铜像。在校庆活动期间,北大召开了关于蔡元培校长的研讨会;不久前,纪念黄遵宪150年诞辰的研讨会也在北大校园里举行。于是我想谈谈严复。说良心话,严译名著要比林译小说难懂,他早年所写的反儒家道统的长文如《辟韩》之类也不是很容易披读的。我对严复本无所知,由于1945年以后遇到了一个偶然的、然而深可庆幸的机会,才使我对于这位先驱人物发生较大兴趣。1945年秋,我考人燕京大学文学院,得识哲学系严群先生(字孟群)。后来有一年多时间,我寄居在孟群先生寓所,并成为他的及门弟子。而孟群先生是几道先生的侄孙,因此得读到不少几道先生的手稿,并于与孟群师谈话之顷,获悉几道先生一些轶事。1985年孟群师病逝于杭州,但他的第二位公子严诚兄以在北京工作之便,这些年同我一直保持往来。严诚的长兄严名,久居上海,近年侨寓美国;幼弟严扬,在杭州工作。他们手中都各自保存着一部分几道先生的手迹。如《中国文化》1997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发表的《新发现的严复增删未完稿》即严扬所提供者。据严诚兄谈,他哥哥严名手中有两件从未发表过的严复手迹,他屡次建议要严名提供出来公开发表,均未实现。这两件手迹于考订严复的交游和晚年出处有很大关系。过去的研究者关于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否同学持两种看法,或言两人并非同学,或言确为同学。而在严名手中所藏严复的一封亲笔信,则明言他与伊藤博文是同学,且交谊很深。另一严复的手迹则足以证明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对袁的打算称帝曾明确表示持反对态度。关于严复是否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以及是否参加“筹安会”活动,在近人研究严复的几种著作中大都持为严复洗刷的态度(如王栻的《严复传》和王蘧常的《严几道年谱》),而在美国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所著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Benjaminschwartg: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一书的第十一章《晚年时代》中更有较详尽的叙述与辨析(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的中译本,叶凤美译)。但如果以严复的亲笔手迹作为内证,则对于事实真相的揭橥将更为有力。不过据严复的老友林经所撰的《告严几道文》所言:“君翛然却其千金,不署劝进之表”;“一腔之冤,不能敌万众之口”,并把严复比作抑郁含冤而死的柳子厚,看来是能得其实的。鼎鼎百年,是非功过总该有个结论,吾其拭目以待之。严诚兄还说及几道先生一生是非常自负的。在几道先生的书房中,悬其手书一联,联云:“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出,不易吾言。”我想,我们总不能从字面上来看问题,认为“王者”、“圣人”字样即是拥护帝制和走向反动的标帜,而应从中看出这位书斋中的主人是多么的自豪与自信。知人论世,戛戛乎其难哉!1992至1993年,我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了一个学期的课,其中有一门课曰“近代作家作品研究”,我选了两个近代影响较大而争议较多的作家来讲授,即黄遵宪与林纤。根据我检读资料与反复思考的结果,我发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近代这一历史阶段中许多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评价,都有偏严、偏低、强调其局限而无视其贡献的狭隘观点,这种观点长期横亘于研究者的胸中。一顶“改良主义”的帽子几乎断送了多少志士仁人的业绩。对于提倡西学东被的先驱人物严复,同样也是揪住一点而不及其余,自己并未下功夫认真研究便轻易跟在别人后面随声附和。我想,这种盲从轻信的学风该到了认真检讨清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