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分上下两卷。上卷通篇为女主人公的独白，却并没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也不象是女性的笔触，讲着讲着喉结都露出来了，让读者觑见了红柯也不在乎。红柯生于陕西黄土高原，曾在新疆生活十年。这些地方的共同点是：自然景观雄奇而自然条件极端严酷，有着半原始的生产方式和最富忍耐力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环境里呆久了，难免会产生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红柯似乎总在担忧我们的种族（民族）会退化甚至灭种。《老虎》中母女两代人的爱情荷载着作家的这种思考，就显得形而上的东西更多一些。母亲第一次主动接近男人，是“财主要纳她为妾，她拿出女人最大的勇气去找苦力中唯一的年轻人，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带她上北塬逃进大山。”第二次是接近蹲点的场长，“为了早早结束屈辱的生活，队长们球上的牙再锋利，也不敢啃大人物用过的东西”。父亲和女儿曾过一段对话，女儿说“现在哪还有这种男人，肯用血和命为女人拼。”父亲笑，“三丫头比我还落后，现在不兴这个，血呀命呀办不成事，一件事也办不成。”这段对话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女儿那很快就化成一股烟的初恋，是因为“我就喜欢你1米85的个儿”，后来终于去排队抢着给老板当填房，而且“动了真心”。其实如果对照一本人类学简明读物来解读小说，母亲和女儿的生命选择就显得很典型，简直是教科书中某一命题的图解。概括说就是服从种族延续的需要，被通过繁衍来抗拒死亡的本能所支配：为保障种族后代的安全并改善其质量考虑，对母亲而言，选择的顺位一开始是壮盛战胜了衰老。后来是权力压倒了体力；对女儿而言，是经济要素优先于自然条件。与爱情甚至性欲无关，简单得令人生畏。你也可以把小说当作白毛女与黄世仁故事的深加工或现代版来阅读，不过从这个轮回里面已经挖掘不出太多的意义来。红柯精心营造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隐喻系统。安达古道的富商、金客、从良的窑姐为第一代，由退伍兵或土匪转成的农垦工是第二代，女儿黄玉米、老板、武平、陈小姐是第三代。三代人构成了有历史有未来的时空框架，老虎呼啸跳跃于三代人之间。它既能燃起男人女人狂热的火焰，也能吓蔫了武平的小鸡鸡。老虎是红柯的图腾，老虎代表的自由狂放的生命力，张牙舞爪的生命意识，是作家一直在深情呼唤的。书中前前后后写老虎身上“明晃晃的大火”，“烈焰”和“照亮”，数一数至少有三十处之多。如果具体到人身上就是一种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劲头，无所谓也无所畏。老虎不是唯一的意象，相对应的还有羊、狗，其它牲口和玉米，奇丽而繁复。窑姐被用来代表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对峙，土匪的断臂象征着对一切秩序的蔑视和掠夺性。红柯并不顾忌将故事和人物都放置于极端的特殊环境中，只要有利于表达他的观念就行。大峡谷、阿拉套山、婊子的花楼都是那种预先就带有某种强烈色彩的场景。老板和陈小姐们活跃着的商场也是这样，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生意场更接近老虎出没的林莽？红柯很留意词的构成方法。比方说“场长、队长、班长、组长”这一系列的偏正型词。由词根+词根构成，前一个词根表示限制，限制权力在多大范围内有效使用，按或大或小的顺序排列。后一个词根“长”，也是有实实在在意义的语素，“长”就是权力的掌握者，就是在权力范围里决定你命运的人，这是硬碰硬不能含糊的。另一类是“老虎”与“老板”这些附加式的词，由词缀+词根构成，前一个语素“老”是词缀，起附助作用，没有真实的意义。后一个词根才是真正的重点，精神的本质。（类似的构词法还有：老师、老鼠、老乡等）。在这里词又被红柯还原成符号，却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有了一种怪异的力度。而“老虎”这个词与其说是符号不如说更象符咒。如果不是早已有了一部描写珍珠港的电影，也许红柯更想把小说起名叫《虎！虎！虎！》，书里的女主人公一激动就这么喊。即使《老虎，老虎》这种反复咏叹反复强化的方式，也容易让人想起女巫，在荒原的熊熊火焰前，在为今天孱弱的生命召唤老虎的灵魂。红柯的老虎并不是战无不胜的，至少它害怕“年”。当婊子们在欢愉中喊过年时，老虎一下子清醒过来。年原本是大地上最凶狠的怪物，人们把最喜庆的日子定为“年”，把岁月的流逝也用“年”来计算。“年”代表时间或者永恒。这至少体现了作家的一种良心，老虎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最后还要落在人类学上，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从历史眼光看，人类逃离蒙昧必须依赖于野蛮，那种破釜沉舟，玉石俱焚的气概，这是一种进步也是必由之路。可是野蛮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转回身同蒙昧结盟，它还会把自己隐蔽在已有的文明成果中。野蛮和文明的搏斗，将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频繁发作的。起码，红柯不能确定眼下文明就能取胜。在老场长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托着红柯的某种理想：他既敢于毁灭（砍掉了老土匪的一只胳膊），又能够创造（在沙漠里种出了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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