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象征——文化的植物志》是“边地文化丛书”中的一本,显然作者就占了这个有利条件,从云南丰富的植物入手,联系到了云南的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在生活和劳动中,赋予植物的许多来自人类自身的思维活动和文化内涵,并把它归纳于“民族植物学”,其间的这种文化又不同于哲学上的广义文化,也不是指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文化植物是研究与意识活动和精神世界密切关系的植物的专门学科,而且更关注民间对植物的各种知识与利用。在我们各自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端午节在门头悬挂菖蒲;迁居时用桃枝柳枝扫一下屋子;送葬的时候让小孩子带一些余甘子枝;重阳节插茱萸饮菊花酒等等。在笔者生活的白族地区,流传着许多有关植物的神话,白族人认为树木不仅有生命,而且会说话,会用眼睛看世界,有些少数民族认为植物和动物甚至和人类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变的,例如:树变人、人变树、树生人,很多神话传说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某种植物的种子托生而来……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把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演化得极为复杂。作者在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写成了这本书,专门就“边地”的“民族植物学”进行研究,中间不仅涉及原始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等相对专业的研究课题,而且还有婚丧嫁娶、修屋建房、栽插种植、取名暗示等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植物象征。读这本书,我更喜欢贴近生活的这一部分:白族结婚,有的地方要在门上挂栗树叶,门前插松,喝交杯酒要用桃花;彝族妇女怀孕后,要编制一些被称为“提巴”的编扎物,挂在床边的墙上,以求神灵保佑孕妇平安生产,护佑孩子健康成长,提巴用松枝、柏枝与茅草编成,多为简单的人形;傣族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女孩常用名花芳草,企望她们长得美丽,如“玉沾”就是缅桂,“玉波”就是莲花,男孩常用树取名,如“圭忽”就是桂树,“书整”就是栗树;许多民族都有以植物作记号的习惯,有的在树上捆上一把草,说明“此树是我栽”,有的约人不遇,就在约会地点摆上一堆树枝,树尖朝先去者的方向,表示“我来过了,现在走了,你顺着树枝的方向来找我”,如果要是有人老是失约,先到的一方就会在树枝上压上石头,表示被骗后的愤怒,若是愤怒之极,就会选择一些带刺的树枝,来表示拒绝你。作为专门研究植物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来讲,是可以从书中采集到许多有用的东西的;对笔者而言,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只有开卷看看热闹。这本书的作者街顺宝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他使用的语言也较为简练直白,让门外汉们对这些生涩的问题也能产生较强的阅读欲望,把许多学术性极强的东西当作通识来读,当作常识来了解,仅仅把它作为对世界、对民族、对人与物和人与神之间的认识来思考,就如作者所说:“神奇古老的植物神话与植物灵性的比拟,使植物与人类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比物及人,则爱怨憎恶,娇悍奸狡,不时即见。知物而通其性,就可与之同感触而共忧乐。”读植物,也可读出人味,可见在这一片片绿叶的背后有多么丰富的精神境界,有多少思想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