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彝族史探》一书为昭通彝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这个轮廓大体可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远古时期,从原始社会时期,昭通智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而从公元前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昭通已经进入原始社会,不少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和房屋基础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说明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当时的两种主要生产方式,人们已经形成村落群居,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上古时期即杜宇时期,这段时期是东周的春秋与战国交替之际,约公元前400年左右,部落首领杜宇后裔分为六个部落,形成为彝族的六祖,其中糯、恒二部留在昭通一带。这一时期的末期也就是东汉时期,在这段时间,在昭通本土创造了辉煌的朱提文化。第三段时期为中古时期,即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爨乌蛮时期到宋元时代的乌蒙时期,这段时期长达千年,这段时期都是属于彝族部落统治时期。这段时期用乌蒙并列的部落有芒部(镇雄)、乌撒(威宁)和闷畔(东川)。这段时期昭通的社会形态应属于奴隶制社会,但在晚期,商业贸易有所发展。第四段时期是元明清时期,这段时期昭通彝族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在元代确立了土司制度,使昭通既归属中央政府的统治,又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性质。而到了明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开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但并未强制推行,而是要求土司承认自己是朝庭委派的流官,服从调遣。而到了清代雍正时期,鄂尔泰在昭通强制推行“改土归流”,于是酿成了血腥的屠杀。但“改土归流”后也给昭通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第五个时期即清末到民国时期,通过对龙云、卢汉一些重点的彝族人物的介绍,叙述了他们而对于昭通的发展,云南的发展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和在解放战争末期举行起义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