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论“和”的产生，主要从音乐起源的角度去谈的。其《大乐》篇谈音乐产生时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涞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这段文字描绘了音乐从最初的始基“太一”生出，经过阴阳两仪的交感变化，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过程。《吕氏春秋》论音乐起源的看法显然受《易传》的影响。《易传》在描述天地万物氤氲化生时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成八卦。”《吕氏春秋》用它来说明音乐的产生，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音乐也本于“太一”。但《吕氏春秋》论音乐的形成又突出了这几点：一、音乐是由于“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即万物形成后，物体运动的振响产生了音乐，这比春秋时一些思想家笼统地说“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更加接近唯物主义。二、它把音乐的“和”与天地的“和”联系了起来，认为音乐的和谐本于自然界的和谐，“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音乐之和是自然之和在音响上的反映。而且，音乐之和也受到社会人事的影响，“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反过来，“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若之何哉！”可见，音乐之和是社会与人世状况的反映。三、最重要的是，它在先秦“以和为美”的思想中，第一次提出“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将“适”作为“和”的最高范畴，以为“先王定乐由此而生”，这就比苟子等人的乐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吕氏春秋》论“适”，首先将它作为一种审美过程中的心境，认为心境如何，决定了审美对象是否适应于主体。换言之，能否达到和谐的审美境界，并不仅仅取决于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主体本身。《吕氏春秋．适音》篇指出：“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吕氏春秋》在这里指出，对声色之美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使然。但是外界的声色滋味能否对人构成审美对象，关键在于主体心境如何。如果心境不乐，再好再美的声色滋味都不能成为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①魏晋时嵇康在著名的《声无哀乐论》中提出“和声无象，哀心有主”就深受《吕氏春秋》这一说法的启发。《吕氏春秋》进而指出“心必和平然后乐”，强调主体只有处于和谐的心境状态下才能对美声、美色、美味加以感受和品尝，形成美感效应。这就打破了荀子等人将和谐视为外界感染所致的观念。“适”除了主体的心境因素之外，也包含着审美客体的因素。《吕氏春秋》作者指出：“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适音》）《吕氏春秋》的作者详尽地阐述了音适与主体之适的关系，认为音量过大或过小、过清或过浊，都会刺激人的生理感官，引起不适。什么是“适”呢？这就是“衷音”，即恰到好处，“小大、轻重之衷也”，只有这种和谐之音才能使主体感到和谐舒适。为此，《吕氏春秋》提出要调和音声，使物以适人，主客体达到和谐一致，“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侈乐》）作者强调音乐之和在于使人适性，并且抨击了乱世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倣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的审美观念，认为惟有适音才能和乐。所谓“适”的实现，从主体来说，在于调节情欲，使之合乎养性、贵生的需要。就这一点来说，《吕氏春秋》的作者吸收了儒家“以道制欲”的思想，认为必要的节制是实现“和”的前提，这一点与道家纯任自然的观点有所不同。《吕氏春秋》认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情欲》）就人性应感而动，发为情欲、衍为声色滋味之好这一点来说，《吕氏春秋》显然受《礼记》的影响。但荀子制导情欲是导向礼义，“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苟子·礼论》）《吕氏春秋》则强调节情以中是为了“贵生”，即保持个体身心健康的自由发展，“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贵生》篇中又提出：“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除了为养生以调节情欲外，《吕氏春秋》还主张从理性与道德的角度对嗜欲加以节制。《吕氏春秋》说：“人之情，欲寿而恶天，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明理。”（《适音》）这里所说的“明理”，包含有用理智控制情欲的意思在内。《吕氏春秋·大乐》篇说：“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有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若之何哉！”这里所说的“公”，带有道家学派贵公的意思，“道”又有儒家社会伦理道德的含义，《吕氏春秋》的作者主张以乐调和君臣、夫妇的关系，显然属于儒家的教化论。《吕氏春秋》糅杂儒、道，主张用理性与道德来疏导情欲，控引嗜好，将全寿养生、颐性保真与经邦治国结合起来，以臻于和谐适中的审美主体境界。它的“中和”观念，直接启迪了西汉初期淮南王刘安等人的哲学与美学，具有转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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