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是风雷激荡的中国革命历程的艺术记录和载体，遂成为史诗；是毛泽东本人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人生经验的写照，凝聚着他的精神、情感、理想和愿望，遂成为他所赞同的中国传统诗学思想——“诗言志”（1945年，重庆，为徐迟题词）的审美表征。我们完全可以把一部中国革命史与毛泽东诗词联结起来阅读，互相参证。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事件、每一步进程，甚至一些具体的战略、策略、部署，都嵌留在毛泽东诗词之中；毛泽东以其独有的文学审美方式反映了这一切，从而为以诗证史提供了又一个范例。与之同时，毛泽东诗词又有着十分直接的审美经验品格。例如《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改文》写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于是，毛泽东诗词为中国诗学所一再倡导的情景真切之美提供了另一个范例。毛泽东曾说他在解放前的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这便成了这位革命家、诗词家的创作形象的生动写照。因为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便传来“黄洋界上炮声隆”，便出现“风展红旗如画”，便回荡“国际悲歌歌一曲”。因为“在马背上”哼吟，当然就不同于李长吉瘦驴诗囊的苦吟，也不同于陆放翁细雨骑驴的闲吟。戎马倥偬而又意态自若，无心为诗却每成绝唱，这样便出现了一代伟人的诗词创作形象和他那独特的创作心态。也正因为如此，才能解释他何以要“反其意而用”“陆游咏梅词”。作为诗人、词人，其內在视域则是革命家的襟抱。清代诗论家沈德潜《说诗啐语》写道：“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依此就可以阐释毛泽东诗词中的一系列现象。第一等襟抱，发为第一等诗词。他气魄雄浑，笔势“横扫千军如卷席”；他雄视千古，“指点江山”，评说“唐宗宋祖”、“风流人物”。他在一些具体对象上的看法和识见之所以比别人更高更远，例如郭沫若说：“千刀当剐唐僧肉。”他则委婉纠正：“僧是愚氓犹可训。”都发源于那个“第一等”。所谓毛泽东诗词的个性就不能仅指创作范畴的特点而言，而是指别人所未备和未能企及的內在“襟抱”。毛泽东跟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无不相通，心潮跟随时代的潮汐涨落，跌宕起伏，脉搏作同一节奏的跳动。他的情感趋向导发于他所认为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观。于是，他对“洒向人间都是怨”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对“十万工农下吉安”的雄壮行军尽情赞颂。《人民日报》上一篇“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报道。顷刻掀揭起他的情感波涛，“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歌之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他痛的是“人民五亿不团圆”，喜的是“遍地英雄下夕烟”。因此，他的情感世界和內涵便闪烁着动人的亮色。然而，这位农民的儿子、故交的挚友，其情感又是多色调、多声部的。“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有着对于农家故乡的深长感叹。他对挚友之爱是那样的深切，《五古．挽易昌陶》：“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他对于壮烈牺牲的妻子杨开慧的怀念，可以说是几十年耿耿不尽，全部情感统统凝化为“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骄”字之中。《贺新郎·别友》写早年与扬开慧的儿女情长、凄清离别，大得宋词风味。缠绵悱恻，曲折回肠，勾描凄然情态，楚楚动人。献身革命的战士虽然刚肠烈火，却有柔情如水，两者的结合便展示出词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内涵。他没有回避，反而用细腻深婉的笔触表达了常人所具备的儿女私情。这没有贬抑，反而增加了他的亲和感。例如《虞美人·枕上》所披露的完全是枕上思念之情：“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故友之情、同窗之谊的重视，委婉而又温雅，使人如坐春风霁月之中，熨帖心灵。他总是动情地勾起往事：“饮茶粤海未能忘。”“尊前谈笑人依旧。”缩短心理距离，形成情感契合。这里有着毛泽东所特有的蔼然风度、雅量。于是，毛泽东诗词便展现出了这位伟人的另一个情感世界窗口，亲和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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