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讲过一个小男孩遇见狼的故事。结局当然是小男孩逃脱了，但他事后一次又一次把遇见狼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当他回忆、再度体验和表述遇见狼的过程及其情感经验――――恐惧、颤栗、希望、绝望等，他才把这件事情真正引入了他的视野，他本人变得和这件事有了切身的关系。当然这样说，已经超出了托尔斯泰本人对这件事的解释，更像是陈家琪的说法。用语言钩沉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将它们纳入“视野”之内，是寻找意义的一种尝试。视野沉没了，意义也就无从谈起。“视野”同时决定了这样一种对于意义的寻求，不可能是概念的、逻辑的、身处其外的：“视”其可视，视其所“示”，因而所捕捉的是那些具体的、可触摸的和亲身经历的东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位深谙西方哲学的学者，在该书中却采取了一种回忆般的、断断续续的叙事文体：以４２岁进病房做手术失去知觉开始，渐次呈现在意识屏幕上隐隐约约的岛屿、礁石、海浪的喧哗，那是一个人刻骨铭心的社会经历和内心历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相信“做好事”，“费尽心机地想出各种花样”，认为做好事和设法不让别人知道就是“心诚”，心诚则灵；６０年代向往着像格瓦拉那样打游击、用“思想的闪电”把红旗插上纽约岛；７０年代招工分配至一个监狱当“政府”（即管教人员，这期间他的后来的许多朋友却在坐牢，）目击一个姓白的犯人“从几十米高的山顶连人带绳随滚石一起跌落下来”，掉到半空中时还甩了一句话大骂将拽他的绳索松手的另外两个囚犯；再后来便是直接考研究生，和这个民族一道经历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思想和精神解放；接下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下求索――――１９８４年镇江的存在主义会议上听熊伟先生用德语朗诵歌德的诗句；１９８６年贵阳的全国西方现代哲学研讨会后，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商议出版最初命名为“鸭嘴兽”后来改名为“边缘”的丛书，其中陈本人的那本《浪漫与幽默》笔者于１９９９年第一次读到时曾经大吃一惊；１９９０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讨论会之前和朋友们的神农架、小三峡之行，同行者为这些人的命题争论得“昏天黑地”：萨特、卡夫卡、维特根斯坦、奎因、海德格尔、胡塞尔、Ｈ？奥特、梅洛？庞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库恩、波普尔、马克斯？韦伯、福柯、尼采、雅斯贝尔斯、克尔凯郭尔……继而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再来一遍。直至１９９４年去了天涯海角，当回答“为什么来海南”时，提问的人总感不满足，而如果说是“来海南是当妓女”时，人们便若有所悟地什么也不问了。如果不是出于对真理纯真的信念，书中描绘的贯穿几十年的讨论、辩驳所包含的热情是难以想象的。想到这一点，便很艳羡这一代人身上和他们经历中的许多东西，用弗吉尼亚？伍尔芙谈论俄国小说中人物的那句话来说：“这些人活得多认真啊。”在这个意义上，陈家琪的这本书，提供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现象学”或他们的“神学大观”，任何想要了解近几十年精神思想史的人不能不认真对待该书。它令我想起波兰诗人米沃什的那本《被禁锢的头脑》，同样是从描写个人经历的角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文献。我本人深感兴趣的还在于其中这样一些内容：在分析当时流行的某个著名的句式时，作者不是停留在它表面的愚蠢可笑上面，而是着眼于挖掘其中隐含的思想模式，那是一种结构性的框架，在原来的话语消失之后某种思维结构并未消失，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对于此类问题需要我们自己来做解答了：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是否已经仅仅成为过去，像某些急于更换背景的人所认为的那样？那些曾经砸落在他们脚面上的东西，还有哪些至今仍然砸落在我们的脚面上，成为我们周围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隐痛、陷阱、尴尬，如此令人难以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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