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为左右结构，由“马、来”组成。《行述》虽是汉奸政权的出版物，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可资参考的史料，尤其是为研究汪精卫生平和汪伪政权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汪逝世后，《行述》载《日本政府声明》全文，其中称“值兹中日两民族，自觉责巨任重，力谋精诚团结愈切之际，中国极应克体汪主席阁下未竟之志，愈益一致协力为东亚之将来再接再厉”，对汪伪政权的继承者，使用了不折不扣的命令口气，颐指气使，溢于言表，这也可看出汪伪政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本质。此外，对国共合作史也提供了某些线索，如在该书第十八至十九页称“二十七年（1938）元旦，中共首脑廿三名，恢复国民党籍”，不见于别的文献记载，不知是否可信，为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史提供了线索。再以周作人为例，《行述·荣哀录》载，周不但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还于1944年11月16日下午亲自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华北各界公祭汪精卫的活动，可见他并不是挂名的“委员”。至于汪精卫的青年时代，在《行述·附录》载他的遗著《正月的回忆》一文中，称1905年他二十一岁，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正月正值日俄战争在中国的旅顺口一带展开，“日本的关心集中于旅顺的攻击，全国国民期待着还是今天陷落，还是明天陷落”，这本来是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我旅顺的强盗厮杀，汪作为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若稍有国家民族意识，就应该感到痛心和愤怒，但汪却完全不是，他当时的心情是：“这种日本国民的热烈的爱国心，深深的燃烧了年青的我的心曲”。请看，二十一岁时的汪精卫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溶合在一起了，本此，说他青年时就是个汉奸坯子并不为过。遥夜闺思引（俞平伯撰并用毛笔楷书。北平彩华印刷局1948年3月影印本）《遥夜闺思引》一册，小32开本，边栏左下标明“仿绍兴本通鉴行格”，版框高12．3厘米，宽9厘米，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未标页码，计二十页（十个单张）。封面标“遥夜闺思引丙戌正月许宝纯*题”。封底标“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初版景印共一百册”、“自写遥夜闺思引第六本”、“著作者俞平伯”、“发行人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有著作权不得翻印”，在“著作者”和“发行人”上端，钤有“平伯所作”朱色印一方。纸用能影印之白色硬厚纸。非线装，穿四个孔，用两根红丝绳栓结。全书分《遥夜闺思引自序》和《遥夜闺思引》正文两部分。《自序》为骈体文，正文为五言长诗。全书为俞平伯手书小楷，字体娟秀而舒展，气韵流畅，有功力，富书卷气，不失为法佳品，当时之所以影印发行，就是作为名家书法作品看待的。当然，《遥夜闺思引》不仅是一本法书佳作，其赋（骈体文）和诗也是佳作，一篇五言长诗达三千七百多字，也很少见。作者在近千字的《自序》中称：“仆也三生忆杳，一笑缘坚，早堕泥犁，迟升兜率。况乃冥鸿失路，海燕迷归，过槐屋之空阶，宁闻语屧；想荔亭之秋雨，定失寒花，未删静志之篇，诗续闲情之赋，此遥夜闺思引之所由作也”，可见作者这篇长诗，是出于真情实感而又富于寄记的。一般人只知俞平伯是“红学家”和“词学家”，这篇《遥夜闺思引》，说明他还是书法家，而且也是写传统诗赋的高手，对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古越藏书楼的藏书有二大来源，一是“以家藏经史古籍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人”；二是出资购置“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书标本、雅训报章”。这与徐树兰“存古开新”的宗旨相关。徐树兰认为：“学问必求贯通，何以为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交通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徐树兰这种古今并重的藏书观也是超越前人的。古越藏书楼开办之日，藏书总额达七万馀卷。古越藏书楼藏书印鉴计有四种：“古越藏书楼图记”、“徐树兰捐”、“会稽徐氏检庵见本”、“检庵购藏旧本”。由于人藏时间、来源不同，每种书上所加盖的印鉴种数不一。对捐赠入藏之书，标有“某某惠赠”的字样。藏书楼有存书之例，对寄存之书，也印有标识。藏书楼曾两度编目。1902年，徐树兰亲自主持编制《古越藏书楼书目》，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事务五部，共三十五卷六册，由本楼刊行。1904年，藏书楼延聘慈溪孝廉冯一梅（丙子科举人，绍兴府中学堂教师）重新编目，将藏书分为政、学二部四十七目，共二十卷八册，当年由上海崇实书局印行。是目将中西书籍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术体系，是我国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分类史上的一个突破，具有创新意义。徐树兰还参酌东西方各国图书馆规制，制订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共七章三十节，有古越藏书楼单刻本和上海崇实书局石印本。章程的各项规章周到完备，具体管理方法细密严谨，体现了既严格管理，又方便读者利用的思想。藏书楼有工作人员八人。设总理一人，负责制订章程，稽核经费，统揽楼中一切事务。监督一人，管理财务支出，添购图书，考察司书以下的工作人员。司书二人，在开放借阅时，一人收发书籍，一人收发报纸，忙闲彼此照顾。司事一人，做读者出入的登记工作。门丁、杂役、庖丁各一人。总理之职，由徐树兰自任；徐氏去世后，由其嗣子中推举一人充任。监督以下的人选，均由总理延聘。如总理在外，则司事以下人选由监督招聘。古越藏书楼自1904年正式对公众开放，1911年底停办。1916年，徐氏之子徐尔谷呈请教育部批准继续开办，1924年再度停办。1926年，经由徐树兰之孙徐世南整理，重新开放。1930年复停办。1932年，绍兴县教育局报经部、厅核定，将古越藏书楼改组为绍兴县立图书馆。古越藏书楼房舍早废，门楼尚存。今绍兴市鲁迅图书馆犹存古越藏书楼的书五千七百八十九册，书柜四十只。1960年，古越藏书楼遗址被绍兴县人民政府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1月”日，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越藏书楼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是开放的藏书楼，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有重大意义。今年是古越藏书楼创建一百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沈德潜在六十七岁的时候才成为进土，很受乾隆皇帝恩宠，被乾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将自己的御制诗命沈逐日校阅，还要求他每日有新作进呈御览。在乾隆十一年，沈德潜夫人俞氏去世，沈写了一首悼亡诗，名为《夜梦俞淑人》，其诗写得凄切真挚，乾隆帝看后深为感动，特命其回家料理后事，并赠诗送行，其中有一句“我爱德潜德”，而当朝户部侍郎钱文敏不知是叹羡还是有感而发，当时也赠一首诗给沈，其中有一句“帝爱德潜德，我羡归愚归”（归愚为沈德潜号），一时传为佳话。晚年沈德潜在苏州紫阳书院执教。在苏州先后四次接驾，随同乾隆帝南巡，两次进京为皇太后祝寿，前后得到四十馀首乾隆御赐诗，可谓恩宠之极。但沈德潜去世后十年，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发，因此书是由沈德潜作的序，故受到牵连。其后又有人从沈德潜所作的《咏黑牡丹》诗中摘出“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诗句，被解释成夺取明王朝的统治者并非有正宗的出身，而“异种”更是对满清的蔑视了。故乾隆帝下令，将沈德潜剖棺戮尸。一个人在当朝即可体现荣辱之极，也可略窥人生难测了。教忠堂是乾隆十四年沈德潜退休之后所建，现在大部分原建筑已被拆毁，仅馀原规模的三分之一，存有门厅、大厅和轿厅。我前往寻访之时，门前铁栅栏门开着，但里面的大门却上着锁，坐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仍未见有人来开门。向旁边的商户打听，他们也搞不清什么时候才有人来开门。只好在门口照了一下外景，以伺将来再窥全貌了。宝山楼是苏州潘家家族上世纪最后的辉煌——潘承厚、潘承弼的藏书楼，今址在苏州市南石子街，无门牌号。南石子街是一条小街道，处在苏州老城区，整个街两边的建筑都保持了旧貌。宝山楼地处南石子街中段，紧邻安徽会馆。进了院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有二十多米长，走到院子尽头，就看到一个颇大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杂居着十多户居民，院落显得破旧杂乱。但从建筑的规模和雕梁画栋所透出的气势，仍然可看出昔日的富贵和大气。同院中的居民聊天，得知原来的规模要比这大得多，从南石子街到进深二十多米其实原来都是院内的建筑，而现在都已拆改过了，只剩最里面的这二进院子，才是当时仅存的一小部分旧居。在第一进院子门楼上砖雕刻着“媚玉辉珠”，是嘉庆年间的题款。尤其能透出大家之气的是第二进楼上的雕花饰板，整个是用楠木所雕，一反江南的细巧而显得粗犷有力，也带出了官家的霸气。楼上的其中一家住户，善解人意，知道我们要拍照，赶忙将楼上他家的几扇窗子都关上，，并且还要下楼把晾在院子里的衣服都收起来。我赶忙告诉他不用动，我们要拍的不只是藏书楼，同时也要拍下这些文化遗迹今天的景况。民国十八年秋，苏州书市上出现了一部宋版蜀大字本《陈后山集》，由于此书纸色较差，所以市场上都认为这是明代的翻刻本染纸充宋，而无人购买。潘氏兄弟俩人经仔细研究认定这是宋版，花了二百元以明版书的价钱买了下来。后经许多藏书家鉴定都认为是宋版无疑，为此兄弟俩人惊喜不已，特为此将祖父的竹山堂改为宝山楼。这部书后被大藏书家傅增湘在潘宅见到，也认定是惊世秘籍。竹山堂原藏书四万馀卷，经过兄弟俩人的努力，在鼎盛时期宝山楼的藏书达到了三十馀万卷，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藏书楼了。可惜好景不长，正当兄弟俩人努力收书之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宝山楼遭到了炮火的袭击，部分藏书被毁了；兄弟俩人避难到了上海，家中馀书又遭到了盗窃。正在这困厄之时，潘承厚在上海病逝了，年仅四十岁。连遭打击，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潘承弼陆续将馀书出售，其中大部分归了合众图书馆，而此馆藏书在解放后又由张元济等人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宝山楼劫馀宋元善本在解放后由潘承弼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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