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伊始，首先要向读者表明的是：这是一部哲学书。而在说到“哲学”时，笔者每每会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笔者认同一个古老的传统，亦即像乔治·米德那样深信，“一个时期的哲学总是解释这一时期最可靠的知识的尝试”。但笔者同时也认同哲学的当下处境，即认同鲁迪格·布普纳所陈述的一个事实：“哲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似乎变得越来越谦逊。它的历史越长，破灭的希望越多，哲学表现得便越是矜持。”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贯穿在此项研究的整个进程中。对此心有灵犀的读者，或许在阅读本书时会萌发诸多的同感。接下来还要说明，这里所尝试的是一项概念史或问题史的研究。它带有一个方法与内容上的双重现象学思路轨迹：在研究方法的意义上，它是对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便提出的所谓“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之要求的顺应：这里所进行的是对一个哲学问题、并且是对近代欧洲哲学基本问题发展历史的追踪研究。除此之外，它还在课题内容的意义上应和了马克斯·舍勒的一个未竟意向，即撰写一部“关于人本身的自身意识的历史”；它应当是一部“人类自身意识在历史的突出点上随着新的跃进而完成的成长上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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