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和民俗学概念的界定，向来存在着争议，其定义不下几十种，莫衷一是。现在将它界定为“说话的文化”一下变得具体和而亲切。这是作者对民俗文化的本质和理论思考的结果。不错，民俗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如果将“行为”的肢体动作理解为语言（副语言）的话，用“说话文化”来界定民俗不失为理论上的创新。这种界定也可能使民俗学更切近民俗的本质，体现说话文化传承的特点。另外，民俗学从研究的范围来讲，有历史文献的领域和现实生活的领域之分。以往的民俗学研究太多书斋气。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文献记录了民俗文化（或说话文化）的源流史料，为研究提供了方便，但那是文献民俗学研究的范畴。现代民俗学如果只是做书斋式的学问，不免有变得生硬和僵死的危险。但如果将民俗的研究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会使民俗学变得既新鲜活泼，又具有生命力。这就是民俗学的“现在性”。“俗随时变”是民俗发展的规律，在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民俗文化已经突破国界，外来文化和中国民俗文化发生碰撞，产生相互的交流和影响，这已是不言的事实。西方文化是随着市场经济步入中国社会的，它的直接效果是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居住、服饰、饮食、人生仪礼、岁时节日和信仰等等。忽视民俗的这种变化，不去对它进行关注和研究，将是不可思议的。《说话的文化》站在中国民俗文化变化的前沿，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时尚和新变化，与历史和现实对话，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全书在处理文献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民俗文化的关系上尤有独到之处，它打破了“一国民俗学”的界限，使理论命题关照了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将说话文化的艺术表演、经济生活、社会基础、节日内涵借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表达出来，引导人们走近民俗学，认识身边的生活及其含义。民俗学不是束之高阁的学问，而是切近生活的知识系统，如果讲民俗学的方法论，《说话的文化》同样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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