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 1931年至 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从部落到帝国）的书。《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分。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80年。）是他的专著，但不是史学著作。《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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