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以读经为基本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1912年废除。传统文化经典确实有着一般教材不可企及的优势,那主不是它极高极醇的文化含量。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其素养包括文、史、哲知识及一个民族最核心最本质的文化信仰),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毫无凝问,文化经典往往就是古代圣贤人物的懿行嘉言,比如“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一的《论语》,古人早就指出,读《论语》实际上就是直接跟孔子这样的圣人学习。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极大的增加了古文的分量。这是语文教育界的有识之举。它也给古文教学带来了挑战:如何提高学生的古文水平?我们可以这样反问:假如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能读完并基本背诵“四书”,他们的古文水平还用我们发愁吗?同时,假如我们的大学生,也能补上这一课,他们的基本文化修养,包括他们的语文能力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宋代学者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成为宋以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大学》、《中庸》作为儒家经典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大学》据传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中庸》据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但现代学者对此多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