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听说上海有一份新杂志，叫《咬文嚼字》，名气不小，而且敢于挑名家和大腕明星的错，在踏踏实实地做推广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具体工作，可惜在北京我始终没有看到过。我曾经以为《咬文嚼字》大概是专门找错别字的。这些年来错别字满街走，连公开的出版物和电视屏幕上也不断出现错别字，而且已经到了“无错不成书”的地步。因此我很赞成《咬文嚼字》出来清理清理语言文字领域的垃圾。后来见到了《咬文嚼字》的合订本，我打开一看就放不下了，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发现我还是小看了《咬文嚼字》，其实《咬文嚼字》并不限于纠正错别字，而且还纠正出版物中出现的各种历史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方面的错误，有的文章还告诉读者很多在任何其他地方很难看到和查到的小知识。例如“这事儿黄了！”为什么说“黄了”？出处何在？（答案见该刊2001年第4期第25页）因为我平时就爱读一些杂书，特别喜欢读一些能长知识的杂书，所以《咬文嚼字》正对胃口，一读就爱不释手了。1993年我曾代表国家语委到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检查社会用字，在南京一家大商场就看见“商场”的“场”字的右边戴上了一顶鸭舌帽，写得跟“伤兵”的“伤”字差不多，这就不是规范不规范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错字。一问，回答说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写的。我说不管他是什么人，“场”字没有这种写法，肯定错了，应该改。后来改了没有不清楚，很可能没改，因为个把咬文嚼字的人说的话算什么！著名书法家还会写错吗？由此也可见《咬文嚼字》任重道远。《咬文嚼字》涉及的实际上是反映作者文化素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限于文字本身规范和不规范。这样广义地来看待语言文字问题是符合多数人的看法的。如果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家的公鸡下了蛋，老师不能因为这涉及知识问题，不是错别字而放过去不改。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同志看了红学家吴世昌给《人民日报》的意见信作出批示，要《人民日报》改进语言文字工作，而吴世昌同志提的两条意见都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条是报上毫无根据地说葡萄酒是中国最早酿造的；另一条是报道一位针灸军医在自己身上试针时既扎了自己的子宫韧带，又扎了自己的前列腺，问这位军医究竟是男是女。为此，《人民日报》召开了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改进编校工作，提高报纸的语言文字水平。由此可见不能把历史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修养问题排斥在语言文字修养之外，《咬文嚼字》咬定这些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十分有益的。前几年某电视剧中一位女士称别人的丈夫为“外子”，成了大笑话，而实际生活中由于不了解过去文人之间使用的称谓而又要附庸风雅使用，结果闹笑话的比比皆是。有一位比我小十几岁的学者从国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称我为某某“学兄”，我看了别扭极了。我和他从无同学之谊，哪来的“学”？而特别是“学兄”，我不是他的学生，又比他年长，即使是同学，也得称一声“学长”，怎么那么放肆地称“兄”呢？因为过去只有师长称学生才称“兄”，如鲁迅一直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而同学之间，不论年纪大小，班级高低，一律称“学长”。这些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错误当然要避免和纠正。《咬文嚼宇》不仅批评了种种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提供了不少正面的知识。文章短小精悍，富有趣味性，读起来很有兴趣。可是这样一份好杂志在有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很难看到，而很多文章恰恰又是批评生活在北京的作者的。我希望《咬文嚼字》加强发行工作，开门办杂志，不要关门办杂志，把好文章送到全国各个地方去，特别是应该做好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的发行工作，例如北京。发展的地区要关注，发达的地区更要关注，因为发达地区的语文规范程度，对全国具有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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