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否定观点占据学界主流。本书作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救荒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本书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视野广阔。作者所提出的18世纪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精神,在管理经济方面的高度组织能力、权威性和效率性,已为学界所肯定,由此也证明了本书的开创性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