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本书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涉及20世纪以来的“西方人学思想”。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人学思想”是一个十分宽泛的理论概念，它主要涵盖了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各种人学理论。它既包括了形形色色的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同时又涉及了心理学等经验科学在人 性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当然，本书主要还是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的人学思想作为基 本的理论线索。自古希腊以来，追问人性，寻找自我，定位人生，一直都是西方哲学面对 的基本问题。西方哲学家们竭尽全力去探究这个基本问题。在历经几千年发展的西方哲 学思想中，“人的问题”以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始终处在各种哲学理论的核心位置。自西方哲 学诞生以来，“认识你自己”，弄清人的来历和身份，就成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的主导思想动机。因此，在西方哲学文化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各具时代特色的人性理论。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人的问题”不断地在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凸显出来。在社会现实矛盾的驱使之下，在心理学和生物学等经验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动之下，审视和检讨人自身的问题，构成了现代西方人学思想的主旋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矛盾问题。其中，有关人的各种矛盾问题就 是我们时常会遇到的，同时也是我们最难以回答的。我们每天都需要解决与人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需要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还需要同不断变化的自己打交 道。面对人身上压抑不住的七情六欲，面对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面对人时而 像天使时而又像野兽的所作所为，总之，面对人性的无常和多变，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追问“ 人是什么”这样一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往往 融合了经验观察和理性推断的内容。思想家们要么凭借着自己的经验认识，将人性问题归结 到现实生活中人的某些行为特征上；要么凭借着自己的理性设计，将人性问题定位 在“应当”的理想状态之中。经验认识和理性设计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使得人性问题的探究总是陷入到不同理论的纷争之中。为了揭开人性之谜，西方思想家或者去追寻大自然的造化原因，用自然法则来解释人的七情六欲，用生物性的东西来证明人性的内容；或者去探究社会的后天影响，用社会环境的 作用来论证人性的现实规定；或者就直接求助于上帝的创世神话，用神灵的意志来说明人的来历和身份；或者否定人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性，把人看做是“尚未定型的动物”和绝对自由的存在。从古至今，西方思想家的这些追寻和探究就始终没有停止过。最让我们感到沮丧和难解的是，即使是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还相当地落后。我们还是无法弄清楚人类自身的许多问题。人的问题似乎就是一个永无止境、没有答案的问题。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公认的、完整的人性定义。正是人性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致使有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是完全开放的和不可定义的理论主张。一方面，我们在现实生活 中往往看到的是被肢解的人性，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和扭曲变形的人的形象；另一方面，面 对现有的许许多多的人性理论，我们往往又陷入了自我认识的困惑和混乱之中。我们愈发感 到 认识人性的艰难和茫然。如果说过去由上帝和理性规定了人的来历和身份，我们虽然感到压 抑但不会有太多的困惑，那么在“上帝死了”和理性动摇之后，在人的来历和身份问题上就 出现了混乱。我们今天终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重新认识自己了，但是我们又感到无从下手 而陷入了人性认识的“黑洞”之中；我们今天终于得到了一直期盼的自由，但是我们又因为 背上了自由的重负而感到极度的恐惧。从最古老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一直到最新近的各种“人性科学”，西方思想家们对于人 性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始终都在不停地变换角度，力求推陈出新。对于“人是什么”这一形而上学问题的解答，一直贯穿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之中。对于西方思想家们来说，追问人性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出于理智上的好奇，而主要是受到人类固有的现实生存矛盾的刺激和推动。人类一直面对的生存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诸如肉体和灵魂的分合，感性和理性的冲突，本能和道德的对立，利己和利他的碰撞，个体和社会的矛盾以及现实和理想的脱节等。这些对立和冲突让人类始终不得安宁，从而产生出种种人生问题。人类必须弄清楚自己的来历身世问题（即人从哪里来），还要弄清楚自己死了以后的归宿问题（即人要到哪里去）；人类必须弄清楚自己在宇宙中所占有的位置，弄清楚人与其他存在者（如各种哺乳动物）之间的异同；人类必须弄清楚人为了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必须弄清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等形而上的问题。凡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矛盾问题，都处在西方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之中。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的发展、人的地位、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命运，这些问题成为推动西方思想发展绵绵不绝的动力。当然，由于时代认识发展水平和社会现实环境 的不同，西方思想家们对于人性问题的关注点自然也有所不同，由此而得出的答案当然就有着很大的差异。在西方思想家的人性探究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人学方法论原则不断地涌现出 来。自然主义，德性主义，快乐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历史主义，自由主义，意志主义，生物主义等人性理论的不断翻新，向我们描绘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类形象，同时也形成了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们面对奇妙复杂的人性问题，把如何解释人性和如何安排人生放在了 理论思考的首位。他们或者用社会性和理性原则来说明人性，把人定义为合群的和政治 的动物，把节制欲望和遵守德行看做是最高的善；他们或者用趋乐避苦的自然本能来证明先天的人性，把人定义为寻求自然本能快乐的动物，把满足肉体快乐和精神快乐当作最大的幸福。古代文明社会迫切需要建立社会生活的秩序和规范，因而迫切需要把人变成具有自觉性和责任感的道德主体，“认识你自己”这句人生的箴言，就是要建立一种求知和求善合二为一的人生哲学，就是要建立一种从善弃恶的道德行为规范。“知识即美德”这个哲学命题反映了古代哲学家思想骨子里的道德本位理想。尽管也有一些古代哲学家十分注重肉体快乐，但他们 还是把精神快乐当做最具有人性意味的人生追求。中世纪的神学家为了配合教会神权的统治，把宇宙万物的生息变化都纳入到上帝的创造之中，把人性问题和“原罪”联系在一起。基督教的人性观强调上帝对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人不过是上帝的子女，因而要无条件地听命于神的意志。人一方面受到肉体的诱惑和限制，表现出动物性和罪恶性的倾向；另一方面作为上帝的子女又分享了几分神性，表现出超验性的倾向。人就生活在肉体的诱惑和上帝的召唤之间。人如果禁不住肉体的诱惑而自甘堕落，就等于把自己推向了地狱之中；相反，人如果能够听从上帝的召唤，就等于把自己引向了天国。因此，禁欲和服从才是做人的本分，才是人得到永生的惟一出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的确立，是以人性观念的彻底转向为标志的。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旗帜上，近代启蒙哲学家们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他们一方面要为人的自然欲望和尘世幸福进行辩护，极力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人性取代神性，旨在从教会和上帝那里夺回人的生命权利和现世快乐；另一方面，他们直接诉诸人身上的理性判断和意志自由，极力抬高人的主体性地位，从教会手中夺回人的自由。为了突出人的自然本性和利益需要，经验主义的哲学家提出了利己本能和利他情感相加的“人性模型”；为了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和主体性地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得出了理性加自由的“人性模型”。“利益人”和“理 性人”，在近代西方思想家的眼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何将追求利益和追求真理在人的身上协调统一起来，就构成了近代西方人学思想的基本模式。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危机重重的时期。传统哲学思想甚至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观念开始遭到一些思想家的质疑。作为一种思想的催化剂，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生物主义的思维逻辑，逐渐成为许多西方思想家手中的理论武器。法国和英国的思想家们极力按照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原则来界定人性的内容，并将人的种种社会行为纳入生物有机体的规定之中。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哲学，不仅要将传统西方哲学引向实证科学的道路，而且要对人性问题以及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的研究。同样是受到生物进化论及其社会生物主义的影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他们所开创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力图用一种本能化和意志化的人性观来取代传统理性主义的人性观，体现了现代西方人学思想中的一种非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的眼里，宇宙万物的不变本质以及人类的固有本性，既不是物质化的实体也不 是 精神化的理念，而是一种盲目的和不可抑制的生存意志或权力意志。人是一种自然的生物， 更是一种主观化的生命。人的本质就是他不断地释放出来的生命冲动。这种生命冲动要么表 现为一种求生存和求自保的“生存意志”（这是叔本华的带有悲观主义倾向的人性主张），要 么表现为一种求充实和求强大的“权力意志”（这是尼采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性设计）。 “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既决定了人的本质，同时也决定了人的命运。人就好像是一只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他不得不接受生命冲动的支配，不停地去满足自己生命中无穷无尽的各种欲望，不停地去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一种生命冲动的聚合体，同时也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动物”。因为在人的身上除了拥有满身的欲望和一腔的热血之外，除 了听命于盲目的生命意志的支配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的问题”也愈发尖锐起来。尽管现代社会为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使人类基本免除了饥寒交迫的痛苦，可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却感到十分厌倦和焦虑；尽管现代社会在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使人类的各种交流更趋频繁，可是现代人却感到一种内心的孤独；尽管现代社会赋予了人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可是现代人却感到一种自由的恐惧。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的存在为什么是矛盾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人在上帝死了之后究竟该怎么办？总而言之，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现代人的物质欲望的同时，却无法解答现代人面临的许多精神信仰问题。对于现代人面临的“信仰危机”，或者说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健康问题”，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哲学家喜欢用“异化”这个概念来揭示和控诉现代社会的非人性状况，用“应当”的价值取向来批判“现有”的生活方式，用一种理想化的人性来描绘人的“本真状态”（海德格尔语）；心理学家往往用“存在的焦虑”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来分析现代社会的病态特征，强调心理病症与文明病症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提出了走向健全社会的人道化方案；社会学家（主要是那些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学家）围绕着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种种“文明病症”，将人性的解放作为社会批判的理论宗旨，并且设计出了社会变革的蓝图；伦理学家和道德批评家习惯用“道德沦丧”或价值颠倒来指责现代社会的人生取向问题，希望通过“道德更新”来改变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宗教神学家大谈现代人的“信仰危 机”，并宣称基督教能够担负起拯救人性的神圣使命。现代人在征服和控制外部自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在人性问题的认识方面依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大多数现代西方人学思想家的基本共识。尽管心理学和生物学等实证经验科学在人性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理论成就，也确实推动了现代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但是这些经验科学对于人性问题的解答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个现状让 许多现代西方人学思想家生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自20世纪以来，对于人性问 题进行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方法论上对各式各样的人性观点进行理论上的整合，构成了现代西方人学思想演变的一个理论轨迹。作为其中的理论典型，弗洛姆的规范人本主义完全综合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现代理论成果，对人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探究，提出了一个将生物学和社会学相加起来的“人性模型”。在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阵营中，弗洛姆的人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整合化特色。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及其人格结构理论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嫁接在一起，一方面给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增添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内容，另一方面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提供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基础，从而得出了他的规范人本主义的人性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既强调人性的生物学基础，同时又承认人性的社会化维度，从而把人性问题放在了一个人类固有的“生存矛盾”的前提之上。舍勒等哲学人类学家深感西方几千年以来的各种人性理论的片面和不足，力图从两个方面彻底打破传统西方人学思想的限制：一方面把思辨的人学和经验的人学结合起来，将哲学形而上学和经验实证科学各自的理论优势发挥出来，同时又克服它们各自所固有的理论方法上的片面性，建立起一种能够包容古往今来所有人性理论的综合性的人学体系；另一方面以人的完整性和开放性作为人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将生命冲动和精神存在统一在完整人性的规定中。完整的人既是个人，同时又是人。哲学人类学的理论目标，自始至终就是力图成为一种元哲学和元科学，成为一种综合性的人学理论，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人类 学的思想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抱负，哲学人类学才有了自己的独树一帜的人学研 究方法和人性理论体系。人学转向”构成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在否定了传统 形而上学的基本 问题及其理论模式之后，“人的问题”上升为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存在问题、人性问题、异化问题、自由问题以及人类的前途问题，成为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现代哲学走上了人学的发展道路。随着哲学研究对象的变化，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觉主义、现象学方法、心理主义、生物主义，取代了传统西方哲学原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认识方法。进入20世纪以来，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还是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都将“人的问题”摆在了现代哲学的面前。在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的演变图景中，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成就及其影响显得 十分突出。现代哲学家不仅否定了古代以及中世纪以来的用灵魂压倒肉体的道德化“人性 模型”，而且还摈弃了近代以来的利益加上理性的主体化“人性模型”。从唯意志主义 到 生命哲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现代人本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围绕着“生命”或者 “存在”范畴来思考人的本性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能欲望来证明人类的非理性存在，围绕着个体的主观存在及其自我意识来审视人的生存境遇及其自由选择的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理论范畴中，“生命”或者“存在”这两个范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作用。哲学家们大谈特谈的“生命形而上学”或者“存在本体论”，不仅体现了现代哲学人本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而且反映了现代哲学人本学的人生价值取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往往具有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浪漫主 义的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立场，即用感性的生命去挑战机械的文明，用真实个体的存在 去对抗大众文化的统治，用人性的乌托邦去改变异化的现实；另一方面表现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取向，即强调主观体验的真实性，强调个体存在的不可替代性，强调人生而自由的开放性。“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明确地表达了现代西方人本 主义哲学的人学原则。非理性的人”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勾勒出来的人的形象。在许多 人本主义哲学家 看来，人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理性的存在。与此相反，传统理性主义的普遍人性论无视甚至排斥生命的存在，以牺牲人的感性生命来换取人的理性自由。因此，传统的人的形象往往是理性化的和社会化的。本能的和个体的东西被打入冷宫。人有七情六欲，但 必须服从于理性的统治；人有利益的需求，但必须受制于社会的约束。按照传统理性主义人性论的一贯要求，人的生命只能是封闭的而不能是开放的，人的行动只能是收敛的而不能是 张扬的。总而言之，人的生命被捆绑起来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为人的生命松绑，为人的存在寻找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非理性的人”，就是不受外在条件制约的人，就是完全自由的、真实的人。现代西方 人本主义哲学正是按照这样的人性理想去评判现实的社会，去勾画理想的未来。因此，它不是单纯地研究人性，不是为了研究人性而研究人性，它的理论价值取向非常明确，这就是弄清人性的真正需要，找到改变异化现实的途径，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它根据理想化的和应当化的人性尺度，对现代西方社会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甚至带有一种控诉性的腔调），并且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救世主义方案，如生命哲学的文化批判救世主义，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救世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道德救世主义或美学救世主义等，使得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人学思想染上了十分浓厚的救世主义色彩。现代西方心理学中的三大思潮，即精神分析学和新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基本上代表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成就及其发展方向。它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侧面剖析了人性的基本构成，得出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人性模型”。精神分析学和新精神 分析学从无意识的基本假定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了本能主义的和社会生物主义的解释，把人的存在看做是一方面受先天性本能驱使，另一方面又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矛盾状态。行为主义心理学丢开人的主观内心世界而转向了人的外显行为，它把人理解为社会现实环境的产物，强调用客观实证的经验方法来研究人的种种问题。后来居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既反对精神分析学的泛性欲主义倾向，也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客观决定论思想，它主张从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层面来探究人性的内容，将典型化和理想化的自我人格作为人性研究的尺度。社会生物主义思潮是由动物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衍生出来的。社会生物主义的代表人 物往往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他们总是按照生物基因遗传机制和动 物行为规律来说明人类的天性，解释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和矛盾。在他们的理论逻辑中，人类的天性直接起源于动物的本能行为，人类的行为都是由生物遗传基因决定的。人类身上的利己动机和利他冲动，都有遗传基因的依据。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矛盾，还是社会 阶级的冲突和战争，都能够归结到人类的动物本性上。哲学人类学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人学理论。它充分利用了现代经验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如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的最新发现，将经验科学的人性研究与哲学人本学的整体思考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各种人学理论，把它们融合到一个完整的人学体系中。哲学人类学始终有一种要包容所有人性理论的思想气魄，按照现代德国哲学人类学家舍勒的想法，哲学人类学的目标是把整体性的方法论原则引入人性问题的研究，为回答人的问题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视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眼光，哲学人类学才得出了一个最富新意的人性观点，即人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人的无限开放性，决定了他在整个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同传统的西方人学思想相比较，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从内容到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 先是现代的各种人学理论都有经验科学的基础，对人性的研究不再停留在纯粹的抽象思辨之中而是进入到实证研究的经验层面；其次是更加注重人的自然性和本能性的方面，更加关心人的生命存在，在人性的生物学研究和动物学研究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材料；再就是突出了人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反对用某种实体或属性来界定人的本质，主张人是向世界无限开放的存在，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人是自由的或虚无的存在，人是一个无法定义的X。总而言之，人就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未知数。人性问题，或者说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求解的问题。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的问题不断进行求解的理论结果。它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求解方程式，为我们的人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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