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受戴进影响最大并继其后而起的浙派盟主是吴伟。吴伟（一四五九—一五○年）是一个极具艺术天赋、性情放达的画家，在山水、人物画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吴伟的绘画虽有粗细两种风貌，但其主要特色是在戴进雄劲纵逸的画风的基础上，笔墨更为豪放挺健，尤其是山水画，行笔落墨洒脱放纵、酣畅遒逸。实际上，吴伟与戴进的画风已拉开了距离。吴伟在明中期的画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有一大批艺术的追随者，其中主要有张路、蒋嵩、汪肇、郑文林、陈子和、张一正、吴良智等。吴伟之后的浙派，画家的籍贯已扩展到浙江以外的广大区域，画家的出身也不局限于“行家”即那些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浙派的活动中心也一度由浙江杭州转移到南京。明代中期以后的浙派画家，虽出生活动于不同的区域，绘画创作的题材、风格也备有有偏重，但都师崇戴进、吴伟，并强化了他们绘画风格中粗放、苍劲、狂率的笔墨特色。有的画家和作品过分追求酣畅而流于轻狂放纵。从张路到陈鹤这些画家，由于在绘画风格及艺术趣味上与文人画家秀润含蓄的美学追求相左，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吴门画派及清代的“正统派”视为浙派末流，认为是“画家邪学，徒呈狂态”并把矛头指向戴进、吴伟甚至宋代的马远、夏硅。抨击浙派末流画家的一些恶习无可非议，但某些人从宗派和“正统”文人画的角度出发，诋毁、否定其他画派的艺术成就则是不可取的。随着吴门画派的崛起，嘉靖以后以金陵为中心的浙派失去了画坛的主导地位。浙派画家的活动转移到一些中小城镇，特别是福建沿海地区。他们的作品凭借贸易之便，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并对日本画界有所影响。明代后期，浙派作为一个画派衰落了，但是浙派的绘画风格仍被许多画家承袭着。特别是谢时臣和被称为“浙派殿军”的蓝瑛等人，采取不分行、利，兼容并蓄的态度，将浙派笔墨的苍劲与文人画秀逸之趣融为一体，使绘画创作富有新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谢时臣、蓝瑛与戴进、吴伟的画风又有很大的距离。二明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浙派的衰落和吴门画派的崛起与兴盛，苏州因此取代了金陵的画坛中心地位。苏州远在唐代就是繁荣的都市之一。元末明初，这里凭借经济实力和地利之便成为江南文化的中心。“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时常活动于苏州，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文人画家如王绂、徐贲、马琬、陆广、陈汝言、刘珏、杜琼等也非常活跃，他们都是吴门画派的先驱人物。此时可谓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画活跃期。但是这种局面入明不久，便受朱元璋文化专制政策的影响和因宫廷画院地位的确立而逐渐被改变。从洪武后期至成化年间，是苏州在画坛上的沉默期，也是文人画的沉寂期。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苏州恢复了江南文化中心的地位。许多士大夫、文人、画家聚集此地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社会的文化艺术氛围空前浓厚。艺术作品进一步商品化，贮藏书画、古器物、珍本书籍、营建庭园和讲究服饰器用之风也很盛行。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吴门画派绘画逐渐兴盛起来，并成为继浙派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画派。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开山画家，文徵明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盟主，而唐寅、仇英则是吴门画派的友军。在画史上一般将他们称为“吴门四家“或”明四家。吴门画派画家多为“赋性疏朗，狂逸不羁”的在野士大夫、文人学士。在绘画上，他们在继承董源、巨然和元代诸家画风的同时，也吸收了南宋院体山水画的一些因素，追求气韵神采的效果和风流蕴藉的风格。在他们活脱的笔墨世界里蕴藏着不同于元代文人画萧疏、冷寂格调的审美情趣。从绘画题材的表现到取景造意都反映出社会时代变化给绘画带来的革新。明四家虽有师友关系和共同的美学趣味，但由于他们各自的身世、经历以及个性、气质不同，在绘画风格上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沈周二四二七一五○九年）出身于世代文人之家，祖、父均善诗画。沈周曾跟父亲和杜琼、刘珏、陈继等学画，常涉足太湖、宜兴、虞山、杭州等地名胜，过着典雅的文人画家生活。他在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画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在水墨山水方面尤为突出。其山水画法出入于董源、巨然及黄公望、吴镇诸家。早年擅长仿古，画精制小幅。四十岁以后，沈周精研黄公望和吴镇画风，画风为之一变。他曾收藏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并深受其影响，进而形成以皴法为主，笔墨灵动疏简的画风。晚年，沈周师法吴镇，并对其画风进行改造与变通，绘画风格更趋沉雄苍劲，宏敞厚重，有力可扛鼎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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