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学问相比，政治学对人文学者一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政治对人类生活和道德秩序来说是根本的，这类论题也是文人们最喜欢议论的。与历史一样，政治思想这一人文学科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科学。柯尔律治和雪莱都是热衷于政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拉德对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大多数的“政治家”。假如我们不失时机地汲取了他们的指点的话，我们至少有可能免遭由于失策而导致的许多剧烈苦痛。但是，把这些人文学者归为艺术家更恰当些，把柏克与他们相提并论并不妥当，因为他们的拿手好戏仅在于论说政治的方式和风格，而柏克属于柏拉图、卢梭这一类型的人。与他们一样，他还了解许多其他事情，而且了解得非常出色。与道德一样，政治这门学科不只是关起门去学就能学好的，它应是成熟和智慧的结果。谈及柏克，萨缪尔·约翰逊曾说：“任你挑选一个话题，他都能给你谈得头头是道。”年轻时，柏克就开始了文字生涯。1756年，他的《为自然社会辩护》和《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两本书出版时，他27岁。他最后一部著作《论弑君和平信札》出版于1796年，那时他67岁，距离辞世仅有一年之久。在这40年当中，他写的、说的绝大部分是政治，但也忙里偷闲，写了《戏剧论指津》和《英国史要略》。他的某些观点曾改变过，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具摧毁力的政治事件——法国革命——发生后，尤其如此。由于他不曾把他的观点系统地表述在一个专论里，以便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厘定他的各个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人们在他的著述之中寻觅他的哲学时，其基本构架自始至终具有的一贯性和恒定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今天，柏克被称做保守主义者，以大多数人的衡量标准而言，他的确是，但是，他献身政治却是为了改革。他是美洲事业的两大欧洲宣传家之一（另一位是托马斯·潘思）。为宗教宽容辩护时，他舌若电光，应者莫当。他痛斥非洲的黑奴交易，针对英国当局在印度殖民地的腐败行径和蹩脚管理，他不遗余力地与之战斗。他提出“自然的贵族”来对抗“世袭贵族”，从而对贵族阶层予以打击（如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曾做过的那样）。“你们还以为，”柏克写道，“我试图把权力、权威和荣誉限定于由血统、名分和称号所围起的小天地之中，你们错了！阁下。除了美德和智慧，不论是实际的或推定的，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作为当政的资格。”他谴责国王和“国王的朋友们”插手政治，设法使他的经济改革法案得以通过——此法案顶住了乔治三世的执意反对，至今还被称作“很可能是18世纪英格兰所通过的最重要的单独的改革法案”。柏克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在政治上，湖畔诗人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信徒。他的浪漫主义对经常显得纤弱、做作的启蒙时期的新古典主义是一种矫治。他的感悟力和经验使他能意识到那些若欲拥有和实现正义就免不了会出现的复杂局面以及决断和操作中的苦衷。对那帮搭起架子准备统治新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外行和空谈家，他怎么能不起疑心呢？柏克对我们有何等价值，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他。如果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政府或针对政府某些倾向的批评者，那么，必须把他当作来自内部的批评者。那些批评民主的人可以是政府最得力的友朋，但是，只有当他们的基本信仰一致的时候，才是如此。因为这样，他们才是依据理想来批评现实，至于理想本身，他们并不反对。想要抑制自由权，却不想使其成为更负责任的自由；企图奴役人而不是去解放人——这些人才是政府真正的敌对势力。柏克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对我们理解俄国革命具有如此之大的参考价值，以致这成了我们开发柏克价值的一个最佳范例。他的思想此时都汇聚在一起，得到重新思考和完善丰富，然后继续前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斗。在殊死搏斗之中，他的度量有时不够宽大；他有时有些浮夸；有些事情他也看得不够清楚。他认为法国革命是财产权的敌人，因为它褫夺了贵族阶层的财产，而且事实上法国革命又把财产送到了那些最心狠手辣地攫取钱财的人的手中。他忽视了革命对那些最富热情、最单纯的年轻人的感召力。在人民的正当权力的问题上，一他对自己早期的信条有所修正。令人费解的是，他竟淡化旧制度的劣迹，如今天某些人淡化沙皇政权的丑行那样。但是，他在战斗，在与一个他认为对人类文明有致命伤害的观念战斗。令人惊异的是，他看到的是如此之多、推断得如此之准。不要忘记，他甚至预见到了波拿巴主义：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他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大军将会基于人格上的原因服从他的调遣……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将要发生的当儿，那个实际握着兵权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看来柏克很善于预测，他能准确预知革命的洪流正流向何处。据说，这种传闻是真的：与柏克决裂之前，潘恩曾认为，他能说服柏克，让他站到法国革命事业这一边来，并让他了解革命领导人的秘密决定。有一点是清楚的，潘恩的确曾把杰斐逊的一封信送给柏克看，而当时杰斐逊是美国驻路易十六王朝的大使，对革命领导人的某些计划有所耳闻。但是，不论潘恩得到的特别消息有多少，抓住了革命本质的人却是柏克，并且是早早就抓住了，这一点是没有其他哪个人曾做到的。他的敏锐伤害了他的声誉，他是一个早熟的法国革命反对者，正如其他一些人曾是“早熟的反共者”或“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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