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兴奋、不安与期盼的心情,把这套《教育社会学》丛书奉献给新世纪的读者。我们确实很兴奋!我们的兴奋不为别的,就为我们自己多少也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一点努力。如同我国许多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我国的教育社会学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我国的教育社会学起步并不算太晚。早在1922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先生就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的著作《社会与教育》;在其后至1949年的27年间,诸多学者或翻译、或著述、或开课,都为创建教育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战火频仍、国破民乱的社会状况虽可催发出一些揭露与呐喊的优秀文学作品,也能刺激某些人文学科的发展,却难以在总体上为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这一时期的我国教育社会学既未能像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初创时期那样,完成在制度上确立独立学科地位的全部过程,也未能对教育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与我国教育中的诸多社会学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至于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不仅未能得到发展,甚至连生存权利也被彻底剥夺,教学与研究完全中断——整整30年呵。要知道,这30年可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群雄四起、迅速发展的30年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们便不得不进行教育社会学发展史上迄今闻所未闻的所谓“学科重建”。由于专业人员的匮乏、研究经费的短缺以及学术精神的萎缩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常常感到这一学科重建工作的举步维艰……中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尽管这一重建工作存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我们的研究队伍、尤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中青年研究队伍毕竟在逐渐壮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毕竟在逐渐扩展,我们的研究水平也毕竟在逐渐提高。中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终于从初始时的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为主、分支领域性研究为辅的状况,逐步转变为后来的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与分支领域性研究并重的局面;直到发展为现今的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格局。中国大陆的教育社会学学者中终于有一批人能对教育社会学的特定分支领域进行专门的、较为深入的系列化研究,并撰写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