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部书：它在出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就印行了二十二版，并有了不止一种的外文译本。耶稣会士反对它，政府主义它，罗马检查它，巴黎大学和主教会议要把它列为禁书。然而，正是这样的一部书，奠定了资产阶级的法的理论的基础，这部书中所阐述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至今仍有效地发挥作用。可以说，因为有了这部书，资产阶级才懂得革命，西方社会才实现了长治久安。 ：：：：：：：：：：：：：：：：：：：：内容简介： 著者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论法的精神》是他的一部重要著作。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法的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本书在我国早有严复的译本，书名《法意》，对我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有重大影响。此次根据法文原本另行翻译。 ：：：：：：：：：：：：：：：：：：：：作者简介：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出生在法国波尔多（Bordeaux）附近拉帕烈德庄园（Chateau de la Brede）。那时候他的名字是查理·路易·德·色贡达（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色贡达这个家族是贵族世家，历代服务于纳瓦尔（Navarre）朝廷。纳瓦尔这个王国在九世纪建国，到十七世纪初年已完全成为法国的一部分。孟德斯鸠的高祖父购买了“孟德斯鸠领地”。纳瓦尔王国的亨利三世，也就是后来的法国王亨利四世，把这块领地升为“伯爵辖地”，以酬其先租服务朝廷的功劳。孟德斯鸠祖父任波尔多议会议长——这是一个可以买卖的世袭职位，后由他的伯父继承。他的父亲拒绝了当教士的机会，选择了军人的职业。1713年父亲死；1716年他继承伯父任波尔多议会议长的职务，并依遣嘱承袭了伯父“孟德斯鸠男爵”的尊号，所以他的名宇成为“查理·路易·德·色贡达，拉帕烈德和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Brede et de Montesquieu）。这个称号就标记着他的贵州世家的出身。 他和加尔文教派的一位有钱的女子结婚；她带来了十万镑嫁资。后来他因为不喜欢议长职务，又因一时需要钱，就把该职务卖掉。这个职务是一笔巨大财产，可卖到七八十万镑。孟德斯鸠卖了多少钱，今已无考；但据估计约在六十万镑左右。他每年从卖金得到的利息收入达二万九千镑之多。这就使他的家庭经济生活过得十分富裕。 他年轻时代专攻法律，也当过律师，又有政治经验，但他也很喜欢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问。他既好学，又有经济力量和充裕的时间去周游列国，吸收经验和知识，从事著述，终于完成了《论法的精神》这样重要的著作。 他在1755年2月10日死去。 ：：：：：：：：：：：：：：：：：：：：背景： 孟德斯鸠的进步的社会学说主要集中在三本代表性的著作里。I、《波斯人信札》 这是他在1721年化名“彼尔·马多”（Pierre Marteau）出版的。这时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十三年了，已当过律师，又在波尔多议会工作了七年，并在议会中当了议长三年；他对法国的政治、社会的腐败已有了具体的认识，并深感不满；所以他在这本书里假托了两个周游欧洲的波斯贵族的彼此通信，以及他们和朋友、爱人、仆人等的通信，从不同地位与角度，对法国当时的社会进行抨击。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大为流行；孟德斯鸠由一个省的人物一跃而为全国注目的人物了。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统治阶极的不满。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依据佛洛里（A.H.Fleury）（1654—1743）红衣主教的报告，曾一度无理地拒绝批准孟德斯鸠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就是明证。II、《罗马盛衰原因论》 上书出版后，孟德斯鸠就继续研究政治、法律问题。1726年连议长也不当了；旋即到各国旅行考察，回国后自1731年起三年闭门不出，整理所搜集的资料，专事著述，1734年就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 这本书虽然不象《波斯人信札》那样风行，但却是一本更严肃的著作。它是《论法的精神》的前奏，并且在思想上和后者有紧密的联系。III、《论法的精神》 这本书是1748年出版的；是孟德斯鸠一生辛勤研究的最后成果；是他的理论的总结。比其前两部著作，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严密，是他著作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本；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粽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1.法律的定义、法律和政体的关系、政体的种类和它们各自的原则。（1—10章）2.政治自由和分权学说、英国的范例。（11—13章）3.地理与政法关系的学说及各种推论。（14—19章）4.工业、商业、人口、宗教等问题。（20—25章）5.罗马和法国法律的变革、关于封建法律的学乱（27—28，30—31章）6.一般性结论。（26和29章）这本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两年印行了二十二版，又有许多外文译本。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教会的异常嫉恨；耶稣会士反对它；詹森会士对它进行野蛮的攻击；政府注意它；罗马检查它；巴黎大学和主教会议要把它列为禁书。孟德斯鸠为回答这些攻击，在1750年匿名发表了《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与解释》一文，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解释”。这在我们的译本里可以看到。 ：：：：：：：：：：：：：：：：：：：：请读片断： 中华帝国对于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人们可能有所非难，所以我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必须加以回答。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末，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 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 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所谈的这种品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为。 我还可以找出知名人士安逊勋爵作见证。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 我们还有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谈论中国政府的书简。在读了几个很合道理的问答之后，奇异之点便都消逝了。 是不是我们的教士们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呢？教士们自己就是在受着〔教皇〕单一的个人意志的统治，所以在印度诸王的朝廷里，他们也极愿意看到同样的统治。因为，他们到那里去的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革，那末要说服君主们使相信君主自己什么都能够做，总比说服人民使相信人民自己什么都能忍受，要容易些。 然而，就是在错误的认识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实存在。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发生了有力的影响，并做出了各种奇迹。 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在那里，君主不能象法老一样地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他们吧！”他只好归结到尼禄的愿望：希望全人类只有一个首领。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远地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 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未，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宝座。 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自然的结果。人口这样众多，如果生计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象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遽的显著的警告。 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的生活。这需要有政府的极大的注意。政府要财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 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的中国的那些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良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甩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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