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北）人寇准为执政大臣期间，公开表示出自己对南方人的不满，“尤恶南人轻巧”。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举考试完毕，在最后确定状元人选时，按朝廷规矩须以“材质可者”为状元，目测之后而定。当时成绩最好者有二人，一为京东人蔡齐；一为江西人萧贯。蔡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已为宋真宗所属意。知枢密院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于是以蔡齐为状元。寇准下朝后高兴地说：“文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视南方为下国，恶南人之轻巧；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许多北方士大夫的观点。江西抚州（今江西号州）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受到皇帝的赞赏，赐以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又表示不满，说：“殊，江外人”，意思是不该给南方人如此恩遇。北宋初，南方人在朝廷做官者极少，主要原因是南方许多地方尚不在宋朝版图之内。南方逐步统一后，大批的南方人并始涌入朝廷。至宋真宗时，南方的在朝官员已十分恬跃，形成了较大势力；有意无意地与北方官员进行较量，争权夺利。王钦若等人先后排挤掉了北方士大夫寇准、赵安仁，与楚州（今江苏淮安）人刘承珪、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人陈彭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林特、苏州（今江苏苏州）人丁谓结为党羽，“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此处所谓“时论”，恐怕就是代表了北方人的看法，对这几位南方官员的作风十分反感。京东人王曾、开封人马知节以及宋真宗即持此种看法。在地方官的选用上，宋初曾存在着对南方人政策性的地域偏见。对一个地方的风俗是否熟悉或适应，关系到地方官能否因地制宜。陕西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池曾任杭州知州，他本性“质易”，又“不知吴俗”，被人弹劾，降知毗邻其家乡的虢州（今河南灵宝）。最熟悉一地风俗者，莫过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的人，“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因而宋政府任用地方宫时，一般不回避其家乡，有时甚至专门选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诏：“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但是，在宋初，朝廷对新收复的南方地区在政治上不放心，规定南方人不得任南方地方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运使及诸事任。禁令涉及范围，包括四川，广南，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等大部分南方地区。另外，出于对南方人“柔弱”的轻视，宋真宗时曾有官员上书，各地负责维护治安的巡检官“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之人和文资出身者充任。南北混——既久，中央集权制巩固，对南方地区的戒备心渐渐减弱，全由北方人充任南方地方官既不方便，也不现实，到宋真宗时开始放宽禁令。天禧元年（1017年）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外注官。”天禧五年（1021年），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在任命南方人宦守乡邦时，有时特意点明知俗而仕的意图。如在任命两游人张询为西浙路提点刑狱的诏书中说：“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狱多有乙汝长于其乡，而知其情伪，往将典宪广。”四川的情况例外。由于四川地势险固，历来多有割据，而且“俗轻而易摇”，宋政府对此始终保持着戒心。对四川州郡主要地方官的选择极为谨慎，并一般不许本地人充任。仅举宋摔宗熙宁年间的有关诏令便可知晓。京东路拥有的书籍数量，不亚于京西。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两位大藏书家。王明清曾列举“承平时士大夫家”有“藏书之名”的五家中，首位就是“南都戚氏”，所指当是戚同文家族。另一位即参与编修《崇文总目》的大学问家王洙的儿子王钦臣。徐度说：“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钦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干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其中号称。镇库书”的善本就有5000余卷。郓州（今山东东平）图书；以朱家为多。南宋初文林郎朱轩言：“吾家藏书万卷，皆在东平”，周紫芝曾见到其书目，“自五经、诸子百氏之书，皆手校善本。其余异书小说，皆所未尝知名者，秦汉以来至于有唐文人才士类书、家集，犹数千卷。呜呼，可谓富矣哉！”数量多，质量好，品种丰富，难怪引起周紫芝的感叹。郓州的董迪也是位藏书家，著有《广川藏书志》26卷，根据家藏的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考其本末，而为之论说”，还不包括文集，可推知其藏书颇为丰富。京东藏书多的州郡还有几个例子。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张昭，藏书数万卷；淄州（今山东淄博西南）人周起，藏书万余卷；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张纯臣，专建藏书的大堂，“环壁架书”，“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累积数千卷；青州（今山东青州）人张平一生好读史传书籍，年轻时每遇到奇异之书，即爱不释手，甚至脱去衣服换取，走上仕途后，已聚书数千卷；徐州（今江苏徐州）江氏也是藏书家，《宋史·艺文志三》载有《徐州江氏书目》2卷；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赵明诚家，据其妻子李清照言，仅建炎南渡时随身携带的珍贵之书就有2万卷以及金石文字2000本，而其“青州故第”尚有大量书籍存留，“所锁十间屋”。家藏极丰富。西北三路，也能看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如宋初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宋挡，中进士后首任四川青城（今四川灌县南）主簿，传抄了大批书籍，任满后“载数千卷以归”。他仕宦30年，“唯聚书以贻子孙”，使之不忘读书人的根本。京兆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李仕衡的儿子李丕绪，“家多图书”，并收集历代石刻数百卷。另一长安人石才叔，“家蓄图书甚富”。河北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白则有藏书数万卷之多。另一大名人郭永，两宋之际任提点刑狱并死于难，生前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故而有万卷藏书。西北多武将，但武将也有藏书家。如太原（今山西太原）武将吴廷祚颇好读书，家中聚书达万余卷，实属难能可贵。开封以外的北方地区，印书方面的资料极少，不过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有诏书透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至此……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由此可知，河北民间流传的妖教经文，是印刷品，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河北正常的书籍印刷当有不少。毕仲游在一首诗中即提供了河北边防地带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印书资料：定州诗刻好，模寄比南金。道尽行人意，堪论作者心。边城归盛事，雅道付知音。毕仲游从定州所刻的诗集中，看到了边城盛事。南宋绍兴年间，已是残破不堪的京西路，转运司还刻印了程玛的《论语说》一书，则北宋承平时，当有更多。宋徽宗朝，黄伯思从洛阳王晋玉家借《玉溪集》，乃“东平吕氏本”，说明京东路郓州（今山东东平）至少有家刻印书业。宋仁宗至和初，出镇郓州的庞籍将王禹僻的诗作交给司马光，要求“为我刻王公诗于商雒”。据此可知陕西商州（今陕西商县）有刻书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坊刻书之盛》中，列举有“咸阳书隐斋”、“汾阳博济堂”等，可知陕西、河东有著名的刻书坊。以上事例，表明北方印书事业有一定规模。北宋前期，苏州教育很落后，“以文讲解者不过数人”。其附郭县长洲在宋太宗时“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大概正因为如此，胡瑗从京东泰山学成后便来到苏州开展教育办起私学，“以经术教授吴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知州范仲淹申请建起州学后，来上学者仅20多人。于是招胡瑗主持学事，渐渐有所发展。50多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年间，“学者倍徙于当时”，推知大约有40余人。学校相应扩大，有22斋，房屋150楹。秀州（今浙江嘉兴）情况类似。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当土敝水烦之地，属风颓俗杂之余，民无坚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气。淫神以邀其福，信佛以逃其祸。先王之教咸罔闻知，（孔子）庙貌之灵宜夫委倾”。儒学地位在此微乎其微。这是宋真宗时的状况，到宋哲宗时仍无多大改观，“华亭大县也，旁小县皆有学，独华亭无之。盖浙西善事佛，而华亭尤甚。民有羡余，率尽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佞佛而不好儒，县学的发展无从谈起。又如海盐县（今浙江海盐），至宋仁宗末期，读书人屈指可数，“士其业儒者，才数人而已……盖多发饥馑，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犹不足，奚暇治庠序哉？”从经济角度指出了其教育落后的原因。台州天台县（今浙江天台）在宋仁宗皇佑年间，“兹邑民不识儒学”。同时的仙居县（今浙江仙居），据其长官陈襄指出：“予自到任以来，居常悯汝邑民不为学，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前年曾有文书告谕汝乡民，令遣子弟入学。于今二年矣，何其无人也？”有此一心兴学、循循善诱的长官，却唤不起居民的求学热情；虽有学校，虽有敦促入学的公文，两年间竟无人响应！处州如缙云县（今浙江缙云），据毛维瞻庆历八年（1048年）言：县有人口九干，“多工技杂学，不根儒术，士其服者才五六人。俗犷而纵，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张大其徒，勤勤拳拳，求福田与利益。迁染成性，虽善教者不能移”。这种近乎绝望的口气，指出迷信习俗严重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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