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梓州路该路绝大部分在成都盆地之中，换言之，即占据了成都盆地的大半。但其自然条件却与成都府路有较大的差距。梓州路虽在盆地，然而史料中所表明的却不是平原，而多是丘陵，“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文献通考·田赋四》也言：“梓州路田为山崖，难计顷亩”，是宋代全国惟一没有田地数量统计数字的路分，说明其田地十分零散。在这种环境下，各州的境况都不佳。如正居其中心的普州（今四川安岳）：“普地千里，圯崦走伏，率无良畴，大田若箕。三日不雨，地裂龟坼。”资州（今四川资中）：“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西南部的叙州（即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带）：“地陋隘夷……不当中州一小县，民劳苦多瘠。”其首善之区梓州（即潼川，今四川三台），史料记载中有完全相反者，一说“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一说“潼川弁冕三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胜、衣冠人物、贡赋织组、民庶繁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线气”。矛盾在于物产是否丰富。前说者为郭良能，人物年代已不可考；后说者为李新，徽宗时人。如郭良能在李新之前，有可能是到徽宗时发展了，但李新所谓可与成都媲美当是夸大之词。其他诸州，就笔者所见史料，唯昌州（今四川大足）较好些，“有桑麻粳栋之饶”，但“凡衣食物资以养生者，不及他郡”，属于中等水平。15．利州路该路居四川北部，大多是山区。在这大半的山区中，环境差，生产落后，所谓“山居而谷饮……耕桑不足而商贾有余”。农业条件不好，只有利用靠近陕西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商业补充其经济。但由于基础薄弱，仍属贫困之地。利州（今四川广元）即是典型例子，“利于秦蜀为舟车咽喉，土瘠民贫，城郭庳而居室陋”；“地瘠财窘，虽丰年犹有艰食”。交通条件虽然有利，但土地贫瘠，物产并不丰富，城市根本谈不上发达，整个地区经济是落后的。利州一路，惟有两个州的环境堪称优良，即位于汉中盆地的兴元府、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兴元府“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平陆延袤，几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杭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逊东北……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地形、土壤、位置和交通都有优势。洋州则“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上通荆楚，旁出岐雍”。与兴元府相似而稍次之。李新言：“梁（即兴元府）、洋间厥田上上，衣食为一路本源。”成为利州路的经济支柱。由此看来，利州路的自然条件优于梓州路。16．夔州路四川诸路，以夔州路面积最大，也是自然环境最恶劣之地。其境尽在群山之中，所谓“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稼穑艰难，最为下下”；“夔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木根食”。之所以刀耕火种，原因之一是土质甚劣。如施州（今湖北恩施）：“山岗砂石，不通牛犁，惟伐木烧畲以种五谷。”该路的绝大部分地方还是原始洪荒，土地垦殖率很低，而且穷山恶水之间还弥漫着瘴气。更糟的是由于山高，水源缺乏，在其路治所在地夔州（今四川奉节），连居民饮用水也很困难：“夔峡州郡，民间无井饮。夔州城中引三洞、三臂两溪水分布之衢巷，贮以桐船木槛，年必一易，使汲者输钱以治之。”实际上是居民买水饮用。饮用水尚且如此，遑论灌溉农田！川蜀四路的自然环境相比较而言，成都府路最优，利州路次之，梓州路又次之，夔州路不但是四川最差的地区，也是全国最差的地区。11．四川四川的农田水利工程集中在成都府路。“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水利状况良好。此地有久负盛名的都江堰，灌溉水系分三大主流、十四个支流和九个堰，浇灌之利，泽及川西平原的成都府、彭州、汉州、永康军和梓州路的怀安军等地。在原有良好基础上，宋代又建立了岁修制度，使之不断完善，更好发挥作用。仅此一项，就表明了成都府路的水利建设十分发达，在当地农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柱作用。成都府路的水利事业比前代有所发展，新建了一些项目。如宋仁宗时，韩亿在成都疏决七升江口，“下溉民田数千顷”。随后张逸又在此地作堰，“雍江水溉民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蜀州修建新堰，使390顷农田得到浇灌，受惠农户五千余家。成都府路面积不大，有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比较稳定，水旱灾害也较少。梓州、利州、夔州三路，未见有较大的水利工程记载。如汪应辰说：“其潼川府路（即梓川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12．广南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十分落后，除了曾修复广西灵渠属于交通水利之外，未见有其他的记载。原因在于，这里土旷人稀，农业上不需要大的投资。“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皆弃而不顾。”这里的粮食生产固然离不开水，但选择面广，只利用自然水源就够了，不必人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此也可反映出广南农业生产的落后，完全是靠天吃饭，因而有“惰农”之称。至熙宁时广西水利建设才有了较大发展。京西北部地区的水稻种植，大都是在北宋时推广的。如宋仁宗时，许州人还不会种稻，“张邓公镇许，召襄汉佃户教种公田”，发展水稻，不久即出现了“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盛况，获得了丰收。孟州的河阳县，原来“土人不习水田之利”，宋仁宗皇佑年间陈襄任知县时，开始试验种稻：“得水之可以溉田者……命其徒出钱十万，僦田二顷以试之。粳稻果大收！得谷以偿出钱者，其余犹足以供官。河阳人大享其利。”这里的种植推广也取得成功，每亩所产水稻的价值，至少是500钱，加上“其余犹足以供官”的部分，每亩产值大约在l000钱左右。河阳人之所以“大享其利”，就在于种稻产生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水稻的进一步推广已是不言而喻了。在唐州，经过知州赵尚宽大力兴建农田水利之后，产生了许多水田，种植了许多水稻，“昔之菽粟者，多化而为徐（即稻）”，使唐州改变了落后面貌，使京西的水稻种植面积更加扩大。京东地区，诸州多有种植水稻者。如齐州的水稻，引起了苏辙的兴趣，咏之于诗篇：“下田满粳稻，秋成比禾菽。”可见低洼的土地种满了水稻，与旱地作物有同样高的效益。沂州水利建设发达，“其田兼备鱼稻之饶”，说明水稻产品很丰富。另外，徐州也有水稻生产，“有鱼、稻、鹑、雉之类，足以充食”，即可证明其水稻种植有一定的规模。河北的一些州县，早就有种稻的历史。如卫州，据梅尧臣诗云：“我久在河内，颇知卫风俗。沙田多种稻，野饭殊脱粟。”其中以共城县（今河南辉县）最为突出。该县有个百门陂（今百泉），方500步，水源丰富，以此灌溉稻田，培育出优质稻米：“此米明白香洁，异于他稻。魏、齐以来尝以荐御”，即为贡米。到宋代，仍是皇宫内大米的供应来源，并在宋仁宗时扩大了种植面积，普及到民间：“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余，而不与焉。（宋仁宗时）使岁溉之外，与百姓共之。”这一优势得以更好地发挥。共城的稻米为历代皇宫所钟爱，说明其质量是第一流的。河北北部沿边地区的水稻种植，开始于宋太宗时，当地河流众多，地势低洼，“处处蓄为陂塘，妨民种艺”，旱地作物难以大力发展。何承矩因势利导，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经过试验，采用了南方早稻“七月熟”品种之后，获得成功，在沿边塘泊地区广为种植，“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推广热潮。到了宋仁宗景佑年间，朝廷又派官员在怀、卫、磁、相、邢、洛、镇、赵等八州“教民种水田”，进一步发展了水稻种植。西望黄土高原的陕西，也可看到不少青翠的稻畦。苏辙在长安一带看到那里“高原种菽粟，陂泽满粳稻”，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因而也有人指出当地“鱼稻如江乡”，稻田可以和南方江乡水国相媲美了！在陇州吴山县（今陕西宝鸡北），也有类似的景象：“种稻连荆泊……风物似江乡。”仿佛又是一处高原江南。商洛县的水稻种植开始于宋真宗朝，当时县令组织农民引水灌田，“使之殖稻……民赖以无饥”。不仅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发展了生产。连最北边的保安军，也设置有专门种稻的官方组织“稻务”，宋真宗曾令“保安军稻务旬具垦殖功状以闻”。每旬都要上报一次种植情况，可见很受朝廷的重视。宋神宗熙宁年间，进一步向西推广。王韶在经营熙河地区时，认为洮河一带可以引水种稻，请求朝廷调发一批稻农前来从事此项生产。朝廷乃令南方地区犯罪的稻农刺配熙州（今甘肃临洮），陆续配来300人。可见当时这里的水稻种植具有一定的规模。山区河东路，虽属高寒之地，但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水稻生产不亚于陕西。看一看汾州吧：那里“秔稻之富，流衍四境。”只言稻子，不提其他粮食作物，并且有“流衍四境”之富，可知水稻是当地主要作物之一，产量很高。太原的晋祠附近，晋祠泉水泽及一方，“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一派稻乡气氛，树立了一处生产发达的样板。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河东的水稻种植规模很大，长势旺盛，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要之，水稻的北移与麦粟的南下在农业史上都有重大意义。这使各地得以充分利用地利和水利资源，换种轮作，扩大耕地面积和作物品种，从而提高粮食总产量。总的来看，南方各地区的粮食作物比较单纯，没有北方那么丰富。北宋时期，南方推广的麦粟不如北方种植水稻的面积大、效果好。这与北方土地五谷皆宜、水利事业大发展和宋政府重视发展北方经济都有密切联系。从这一点上看，北方农业经济比南方快了一个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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