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和80年代之交，相继有两本法律史著作出版：泰格和利维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77），以及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1983，中译本已由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这两本著作都是以西欧法律系统之形成为主题；都是大量文献实证研究的结果；甚至，它们所追溯的西欧法系渊源与及所列举的一些关键事件也大致相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本著作所反映的观念，和所得到的结论却又可以如是之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 《法律与革命》是一本六百多页的巨著，书题中所谓“革命”是指11世纪末期由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nt），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面政教冲突。此书的中心论旨（其实更是伯尔曼的划时代创见）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形成，就是由这一争端所触发。在法律上，这争端导致对立双方对法理学的狂热研究，以及对古代法典的大肆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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