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学问淵博而著称的学者中，除杨慎而外，便数焦竑了。焦竑思想比较独特，喜欢读书考证，学问广泛，文章做得很好，著作丰富，是嘉靖隆庆万曆时期士林领袖人物之一，在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一、焦竑的家世与经历焦竑生于一五四○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卒于一六一九年（明神宗万曆四十七年），享年八十岁。〔一〕字弱侯，又字从吾、叔度，号漪园，又号澹园，著文亦常自署漪南生、澹园子、澹园居士、澹园老〔一〕焦竑生年有三说：一、一五四一年（嘉靖二十年）说，据錢大昕疑年録。二、一五三九年（嘉靖十八年），据明状圖考竑登第时年五十一推。三、一五四○年（嘉靖十九年），多数史籍用此说。容肇祖赞同此说。余亦采之。竑之卒年及年龄，诸书亦異：一、一六二○年（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二、一六二○年（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三、一六一九年（万曆四十七年）卒，行年八十。余采第三说。详本书附录焦竑年谱（简编）一六二○年条。人、太史氏、秘石渠旧史等。有人考证，焦竑还用过“龙洞山农的名号（文学遗产一九八六第一期焦竑的隠居交游与其别号龙洞山农）。死后谥文端，后改文宪。学者称澹园先生。焦竑籍贯为南京应天府旗手卫。但他上世是山东省日照县人。明初，焦氏四世祖焦朔隨大将军徐达征战，以军功为朱元璋赐名焦庸，进秩上都尉，世袭南京旗手卫副千户职。因佔籍为南京人。故焦竑自称鄉贯，时言金陵、江宁、上元，时言瑯琊。竑父文傑，字世英，号后渠，生于一五○二年（明弘治十五年）幼失怙恃，艰苦备尝。十六岁承袭世职，一生自奉俭樸，“布衣粝饭，澹然自居”，晚年虔诚信佛。。为人不苟于利，侃直而有膽略。其性格、品质、期望与教育，对焦竑后来形成的伉直的性格与学问上的成就，有极重要的影响。焦竑兄弟四人，长兄焦瑞，字伯贤，号镜川，有文才，鄉里有贤士之名。他还是焦竑的师辰。次兄焦靖，承袭军职者，焦竑称之为“都阃兄”。另有名焦皙号沂川者，是焦竑的四弟，事蹟不详，祗知皙有子名德生字茂孝。焦靖、焦皙享寿都当在六十岁以上。焦竑先后娶了两位贤良的夫人，即朱安人与赵安人，她们勤劳俭樸，奉侍公婆，抚育子女，招待宾客，包揽一切家务，使焦竑能“不问家人产”，一心鑽研学问，埋首著作。焦竑有三子六女。长子尊生字茂直，贡生，有诗名，次子焦周字茂潛，举人，能继父学，著有说楛七卷。但二人俱早逝。三子润生字茂慈，家之书。经书中，他也不专主朝廷规定考试必用的朱熹注，广泛地阅读各种古注疏。他十六岁时（一五五五年）应童子试，获第一名，被吸收进南京兆学（应天府学）读书。他的才能受到试官及南直隶督学使者赵方泉等的赏识，闻名乡里（明名臣言行录焦竑传）。一五六二年，耿定向以巡按御史到南京督理学政，聘名学者史惺堂等为教师，“讲求仁之学”。焦竑从耿、史等人学习，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讲习“心性之学”，步人明代理学家的行列。与耿定向的相遇，可说是焦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深获耿定向的赏识。一五六六年，耿定向在南京创办以宣讲阳明学说为宗旨的崇正书院，选拔江南十四郡名士高材生前来读书讲学。焦竑被指定为学生之长，代耿定向主持书院讲习之事。焦竑对他这位恩师也感恩戴德，尊崇备至，终身不忘。焦竑一面研讨“心性之学”，一面仍积极准备科举考试。二十四岁，他以高名次顺利通过了应天府的乡试，成为举人。可此后，他连续七次会考，都名落孙山。直到一五八九年（万曆十七年），五十初度之时，纔以会试第三廷试一甲一名的斐然成绩中魁，成为明代第七十二名状元。在成为状元之前，焦竑在全国，尤其在江南地区的学者文人中，已是蜚声四溢的文壇领袖人物之一了。焦竑门生、著名的明代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称述说：“吾师澹园先生，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巨儒宿学，北面大宗，馀言绪论，流传人间，无不视为冠冕舟航矣。”（澹园续集序）在此二学派著名学者王几（龙溪）、王襞（东崖，王艮子。襞一作璧）、罗汝芳等人，师事之。他的好朋友与亲近学生中，有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和自然科学家，如管志道（东溟）、邹元标（尔瞻）、祝世禄（无功）、耿定理（叔臺）、周汝登（海门）、陶望龄（周望）、徐光启（玄扈）、陈第（季立）、李贽（卓吾）、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黄汝享、（贞父）陈懿典、陈怕闻（尽卿）等人。焦竑中魁后，任北京翰林院修撰。修撰是清望官，职责在于研讨文獻典籍与历朝的典章制度，备皇帝谘询和起草朝廷文书诏旨，参与国史的编修，并有获得大学士衔头，成为宰相，人朝参与军国大事决策的机会。焦竑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他在北京供职九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朝趋讲席，夜纂华篇”，“勇于獻替”，而“身心俱不得閒”，（以上见陈懿典陈学士初集三十三寄焦老师、沈德符万曆野获编二十五吕焦二书、李贽焚书增補二復焦弱侯）确有幹一番事业之心。一五九二年（万曆二十年），焦竑以翰林修撰身份，擔任是科会试分房试官，主考官陈于陛，取中陈懿典等人。同年，他奉命出使汴梁册封周藩之沈丘、湏川二郡王，会见明宗室，以学问与藏书丰富见称之西亭中尉朱睦楔。特绕道到湖北汉阳访问李贽，并返回金陵省亲，次年返京。一五九四年（万曆二十二年），他受命与修明朝正史。时大学士王锡爵任史局总裁，沈一贯、陈于陛等任副总裁，焦竑任纂修官。竑本有志于史学，有自己的见解，受职后，他就总例、人员设置、资料搜集门两庑的史馆也遭火焚，已成之文稿与档案全部损失。大学士张位等本与陈、王等有矛盾，乘机奏停修史的工作。（谈迁国榷万曆二十五年）竑此时亦遭祸被免职离京，因此他的修史工作到此终了。但他自己所辑资料尚在手中，后来以此为基础增删成国朝献徵录与国史经籍志两书。焦竑还出任过皇长子朱常洛东宫讲官。时皇长子十三岁，竑针对其儿童心理特徵，採取一些启发式教育，鼓励这位特殊的学生开动脑筋，提出问题，主动学习。他还遵照首辅王锡爵的建议，採古代皇太子事蹟可资风鑑者，辑为养正图解，比书图文相配，颇符合尚属儿童的皇长子的兴趣。书成上之，明神宗留览。但却引起早对焦竑侧目的大学士张位与首席讲读官郭明龙忌恨，谓竑意图侥倖，邀功取宠。仇恨与罗织的纲就这样张开了。一五九七年（万曆二十五年），顺天丁酉科鄉试，神宗臨时改点焦竑为副主考，全天叙（丙辰进士）为正主考。考试刚结束，已有人飞短流长，说焦竑收取赂，取士非人，中卷文字险诞。给事中项应祥、曹大咸、杨廷兰等连章弹劾，张位、郭明龙又上下煽动；虽朝臣多知其冤，而焦竑又据事实力辩，礼部覆议亦多查无实据，因无有力人物为其斡旋，终以文体险诞之罪名，贬官为福建福宁州同知。一五九八年春（万曆二十六年），焦竑赴福建福宁州任。次年全国官员大计，焦竑又被考以“浮躁”评语，遭“鐫秩”。他不堪此苛求，棄官归家，过起隠居讲学的生活。谈心，论学證道，著书作文，閒适自得，另一方面，他仍关心朝廷大事，并念念难忘所受的冤屈与耻辱。他在给友朋的信中，多次发抒胸中的鬱闷。焦竑仕途上的挫折，固是封建官场常见的现象，也是他自己过于刚毅质实，执着认真，而又多少有些恃才傲物的性格所引发的一齣生活悲剧。连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管志道也说：“焦殿撰漪园丈之不为世所容，则愚已逆料其必然矣！”（管氏问辨牍正集亨集答邹比部南皋文）南京是六朝旧部，金粉繁华，人文荟萃。其山水清丽，足以熏陶人的性灵，其文明发达，足以增美人的文章，其才士如雲，足以启发人的学问。焦竑居住在这样的大城市里，他在仕途上失去的东西，在精神、心情、学问与文学方面得到了加倍的補償。在这里，他有自己的园林——“澹园”，书齐——“欣赏齐”。他还有数万卷藏书，藏书处称“五车楼”。他的许多著作都在这里完成。在这里，他延接了许许多多四方来访问的朋友、人士。他的名气与地位隨着官职的罢去反而越来越高，時人尊之为“士林祭酒”，一时成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的实际主盟，在推动性理之学的活动方面，其影响远超过王世贞。四方学者莫不以得焦竑的延见为荣，得焦竑的文章书法以为宝。）一六○二年（万曆三十年）意大利人利玛宝来华传教，到了南京，遍交中国文士、学者、官员，曾到焦府拜会过焦竑。（利玛宝中国劄记第四卷第六章南京的领袖人物结交利玛宝神甫。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何高济译）的纲要与三教合一的主张。他们之间的问答记录，被学生谢与栋（吉甫）编辑成古城问答，后收于澹园集中。据顾起元客座赘语、黄汝亨寓林集载，焦竑晚年身体健康，且能读书作文，一六一九年（万曆四十七年）八十岁生日时，无疾而终。二、焦竑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明中期以后，风行王阳明的心学。其后，心学分若干派，而浙中（王几号龙溪为代表）、泰州（王艮号心齐代表）两派影响最大。他们从思想解放与启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方面发展了阳明学说，强调心性空灵、无善无恶的本体与“良知”的“现成”性，强调“百姓日用之道”与“满街都是圣人”说。尤其泰州一派，更着重独立的人格与人性的复归，重事功、实学与教育，重社会的责任。焦竑与两派都有关系，但更多地属于泰州学派。他的导师王襞、耿定向、罗汝芳都是泰州学派主要学者，他的讲学友李贽、陶望龄、周海门等也是学派的中坚人物。所以明儒学案将焦竑归入泰州学案，容肇祖称他是泰州学派的后劲与后起之秀。在明代思想史中，焦竑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焦竑思想特点之一，是主张率性而行，反对依傍前人，思想禁锢，主张学贵自觉自得。他批评汉宋认为人的思想行动仍要以礼节制。这是说，思想解放，应限制在“礼”与“理”的範围内。这使他的思想还未达到李贽那样激进的程度。他曾批评过：“李君贽）持论，不无过激。”（澹园续集卷五答许绳齐）焦竑持别推重阳，、，明与心齐。认为：“我明之学，开于白沙（陈献章）、阳明两公，王心齐则横发直指，无馀蕴矣。”径引赵贞吉王艮墓志铭评王艮的话说：（王艮）“以悟性为宗，以格物为要，以孝弟为实，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可谓契圣归真，生知之亚者也。”又说：“越中（阳明）良知，淮南（王艮）格物，如车两轮，实贯一毂。”（笔乘卷三王先生）焦竑思想确实贯彻了王艮的精神，並有所補充与发展。如“格物”之说，他承袭了王艮的说法，而又运用训诂、考据、版本学知识，加以考证補充。（见澹园集卷四十七崇正堂答问）焦竑的思想，总的来说，仍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但带有二元论倾向。这种倾向，也贯徹在他的学问的内容与方法之中。即如关于天人之关系，他一方面说：“天人之际至难言矣。”（澹园集卷四气志天人交胜之理如何）一方面又说：“盖天非苍苍之谓，乃万物之总名也”，莫之为而为者，莫之致而致者，非天而何？（崇正堂答问）他否定天的人格性与神性，然而又将他区别于具体的物，而归结于一种总的规律性与必然性，归结于一个实体性的世界本体，这带有一定的唯物论的倾向。然而焦竑的本意与重点都在于要说明“人也而为天地之心”。他说：“天人非二物也”，“人者天之志，天者人之气。志即的是天合于人，而非人合于天，是人感应天，而非天感应人，人是主体，这与董仲舒的说法是倒了个儿的。他肯定了人的品格、人的意志和主宰作用，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阳明心学的一个特点，它对于人的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的实践，都有着积极方面的意义，它将人从“天”或“理”的束缚、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它不能不是一种主观的唯心主义。当他说到“人者天之志”时，即将意志、人格性贴印到了天上，天多少又具有了意志和人格的品性。焦竑的“天人说”，实在是王阳明“吾心即宇宙”说的又一表达方式。关于“心”与“性”，焦竑的论述很多。焦竑说到的“心”，有三个含义：一指血肉之心；二指“性”的对立面，与“情”近，相当于后天的思想、意识、情感；三指宇宙的本体、精神。作为性的对立面，他赞同古人“性如水，心如波”的比喻，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心始生焉。尤患、忿懥、爱恶、哀矜，皆心也。”（澹园集卷六大学言心不言性解）“波兴则水溷，情炽则性乱。波生于水，而溷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澹园集卷四十八古城问答）他主张“君子性其情（用“性”控制“心”或“情”），小人情其性（用“情”或“心”去淆乱、掩盖“性”）。”（大不言心不言性解）这“性”，指的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先天的人的善性，即是所谓良知。但是，这并不是说焦竑主张从根本上否定和剷除人的意识、情感和知识，而去追求那最原始、蒙胧、未开化的状态。他只是企图强调作为本体的“心”与“性”的绝对焦竑还认为，“空”是“心”的特点之一：“盖此心空洞无物，即名为道，名为极。”（崇正堂答问）因为其空，所以纔包天地，贯古今，尽万物。然而，尽避焦竑此“心”空空荡荡，翺游乎宇宙八荒，最后仍不能不停住在人的方寸之之间这一小片血与肉的领地上。他在答学生程浑之问堯舜之心今在何处的问题时，反批评道：“君所问皆他人屋里事，须自识其真心。”表明他认为对宇宙本体的“心”，还须从个人自心开始。“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这样，“天地之心”与“吾心”统一起来，又转到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著名命题上。从本体论角度看，焦竑认为性与“心”并无区别，是一物的两面，具有同样的品格。但是，从人性论角度看，性是先天的东西是“意、必、固、我既无之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所存在的一种“中”的状态。（古城问答）“性本无物”，（澹园集卷十三答许中丞）空空洞洞；性无善恶，浑浑融融，“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谓善为性则可，谓性为善则举一而废百矣。”（古城问答）善属于性的範畴，恶也属于性的範畴，非善非恶也属于性的範畴。若逆向推理，说性就是善，则将恶与非善非恶置于何地？故云“举一而废百”。正因性空，无善无恶，必纔能包容万物，使“万物皆备于我”，为我受用。焦竑的人性论略近于告子的人性论，但又有根本不同。谓人性本无善恶，这与告子相同，理论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善恶的观念和情感，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但是，说性本空洞则是偷换了“抽象”与“空洞”的概念。性虽处。至于焦竑关于性万具万有的观点，则是夸大了主观（主体）的作用，关于人性的培植修养，焦竑极重视内向的功夫，“其不可思与为者，从容听其自悟”，“求诸自性”。（澹园集卷二十内黄县重修儒学记）具体说来，分为“知性”与“復性”两步功夫，焦竑所说的“知性”，就是对人性的自我意识，就是“悟”与“解悟”，是通过内观反照对作为根本的人性的本来性质，先天、空洞、透彻、万具万有等等）的悟知与认识，也即是对人的主观努力与意识，人自身的价值的自我认识与发现，知道自身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之体，所谓“復性”，就是“知性”的基础上，通过修养与学习，除去外物的障蔽，復归人的清明之性，培养自身良知良能之体，完成人心人性的净化和道德修养的升华，最后，实现“逐生死，外祸福，成天下之务”的目的与价值，他赞成通过虚静而达到知性解悟，曾描写过对“夜气”的感知与体会，但是他不赞成刻意地求悟求静。焦竑评程门的静坐法时说：“谓学以静入则可，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不可不知，魏华存之言：‘宗道者贵无邪，楼真者安恬愉。至寂非行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当用烦以领无，’‘用烦以领无’一言甚佳，不然，未必静之不为邪也。”（崇正堂答问）他主张“顿悟”与“渐修”相结合的修习方法，他回答“困是下民，如何可比生知”的问题时说：“困是大智量人知学道至急，苦心求通，如回面壁立，无一罅可入，窘迫如此，忽然瞥地一下，便与生知安行之人把手同行，此岂下民所可办？……‘困’字最善来的。焦竑把理与事区别开来，强调了事的渐修过程，这比一味强调静观反思，以求自得的理学家，向着实践与实用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对于“学”，焦竑首先强调它与“性”（良知）、“知性”的密切关系：“余谓学非他，以还其良心之谓也。”（澹园集卷四天目书院记）“夫学何为者？所復其性也。”（澹园集卷四原学）“夫学必有宗，如射之有的也。……的者何？吾之初心也。”（澹园集卷十四宗儒语略序）学以“知性”、“復性”为目的，“知性”“復性”以学为手段。他批评宋儒“误解格物致知，至使学者尽其精力旁搜物理，而于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讲。”（澹园集卷十二答友人问良知）“性之弗知，即博闻强识，瑰斤尊伐，衒耀千古，而不能当达者之一盼。”（澹园续集卷一王顺渠先生集序）从这些言论看，焦竑所强调的“学”，首先是指内向的心性之学。“旁搜物理”等功夫，若不以心性之学为依归，无異于南辕北辙。但是，他与其他理学家相区别的是，他并不一概反对“博学强识”，“旁搜物理”，他认为，在明心见性的基础上博学多闻并非坏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孔子所自言，岂非圣学？……后学泛难支离，于身心一无干涉，自是无为已之志故耳。”（古城问答）像其他学者一样，焦竑也强调学习的“实践”，不过焦氏的所谓实践，不仅指操履上的言行一致，当值得注意的是，焦竑在讲“復性”时，不再坚持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训条，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人欲的合理性。他提的命题是“毋害性”，“毋伐性”，（古城问答）“超善恶，混中外”，（澹园集二十八圌泉朱公墓志録）这固然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亦含有顺应人性自然，承认合理的人欲、人性的意思。他说：“去欲则不能，祇有一换法，曰‘贤贤易色’，曰‘欲仁得仁’，曰‘欲明明德于天下’。祇将吾欲移于贤也，仁也，明明德也，何暇及其他？：……吾人之志高远，岂当逐念敺除？”（古城答问）他的所谓“转换法”，实际是对人欲的引导，限制其不利于“人”的羣体的一面，发扬其利于“人”的羣体的一面。他说：“同即仁，仁即同，非有两也。夫人之不仁也，孰为之？生其異而已，人之为仁，又孰为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于人，而我皆我之，则示礼示信则霸术也；欲起于我而能同之，则好勇、好货皆王道也？”（澹园集二十同仁书院记）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同与仁的关系，同于众人、同于社会为仁（善、义），这表明焦竑社会思想的基础，或者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看法，持羣体主义，社会本位主义观念。第二，善怀恶之区别不在于有欲无欲。虽然对众人、对社会高唤公理，而我却一切以自身为圆心，则礼也好，信也好，都是欺人之谈。若能与众人、社会同享，虽然欲念由我产生，即“好勇”、“好货”，都是王道仁政。“非私外有公也”，说得是极明确的。因此，焦竑并不一般反对功利（好勇、好货），祗要这种功利合乎“条理”（“利人”与“明明德于天义”，而岂以棄财为义哉！桑弘羊当武帝兵兴，为三法以济之，中如酒榷，诚末事矣。乃诸当输官者，令各输土所饶，平其直，于他所货之。输者既便，官有馀利，亦善法也。至莞山泽之利，置鹽鐡之官，真不益赋而用饶，奈何病之？……籍第令画饼充饥可济于实用，则贤良文学之谈甚美，庸钜而必区区于此哉！（澹园集二十二书鹽鐡论后）这种仁义功利合一观，完全从实用原则出发，已渐渐远离了正统儒家的仁义学说。在焦竑的著作中，还多次看到他对商人正当的贸易与赢利活动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肯定通过正当商业活动而产生的资金、财富的增殖。故说：“钱者泉也，弥汲则弥新。彼壅以为有者，如窒其源而冀其流增，不可得也。”（澹园集三十金面山墓志铭）他甚至宣言，孔子弟子子贡经商发财，“结驷连骑，卒成夫子之名，亦何必褐衣蓬户，乃为愉快乎哉！”（澹园集二十八高子晦墓志铭）这些话，颇有离经叛道的意味，确是很大胆的。此外，在澹园集中，有不少为商贾撰著的传记与墓铭行状，反映了焦竑与商人之间存在广泛的友谊和他对商人的友善的看法。焦竑的这种思想，在泰州学派学者中（他们中一些人就是工商业者），比较广泛地存在着。譬如李贽就说过“商贾亦何鄙之有”的话。这固然体现出一种学派的思潮，也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一思想领域的一种反映焦竑的政治思想，可注意的，略有以下数端。莫测”（澹园集二廷试策）这是针对明末皇帝昏庸疏懶，朝纲不修，吏治败坏的情况而说的。第二，关心国计民生，主张節不急之费，赈災救饥，行实惠之政，他认为：“国富民殷，善良自众，民窮财尽，姦宄易生。盖天下大势，往往如此。”“夫无其备既可驱农夫而为盗，有其备自可转盗而归农，此在良有司一如之意耳。”（澹园集三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他提出过“备荒四说”：所谓“上者修先王储偫之政（预先储备），次者综中世敛散之规（如平燿法、常平法、社仓法等），下者在所畜积，均布疏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缩（移民就食），最下者为无法之法，孳孳糜粥之设”。又有“三旱说”：“骄阳肆兇，民或病饥，为天旱；德涸仁枯，丞为亢励，为国旱；邦毁其政，吏贼其行，人心焦劳，靡可逃死，为人旱。……天旱者人为可转，国旱者君德可沃，人旱者政修可解也。”（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则矛头指向了“君德”，就是对皇帝对政治提出要求。他又有一篇国计议，提出“善为国者，常欲使财善事，而不使事胜财”的原则，指责明朝廷尽取四方之财，使民力衰竭，“是敝车赢马而行丘山之载也”。提出移民垦荒，充实国库，节省爆廷内供等增加国用的建议。他明确指出，明初规定之南都武臣俸禄及边防急用金花银百万，金为内廷取用，民窮尽而国库及边防费用匮乏，内廷则“封殖如故”，因直言谏道：“岂皇上以内帑之财为我之财，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澹园集五备荒弭盗议）又举宋仁宗损内廷钱为军费事，批评万曆的自私贪吝和目光短浅，建议他“尽出私藏，不以自奉”，“痛自检节”。此疏几乎条条涉及皇帝，直言无忌，充分反合流，或援佛入儒，或融儒于佛。各时代，各学派不过程度的浅深不同而已。“三教合一”（或“三教本一”）之论，虽然早已有人鼓吹，然至明中葉以后，其风复大炽。阳明“良知”之学，实已融合禅学之大指，但不肯公开承认罢了。至晚明王学左派兴，“三教合一”之论，始肆无忌惮泛滥开来。究其原因，蓋明末思想家出现一股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潮流，标新立異，成为时髦，而佛教禅宗之棒喝顿悟学说，及呵佛骂祖，独创新义，不拘旧规的作风，恰恰可供思想界之借鉴，故思想激烈之知识分子，俱以禅学为儒学之救助。焦竑至友李卓吾、陶望龄、管志道等，都是坚决的“三教合一”论者。卓吾之“狂禅”，更是举世闻名。焦竑曾这样归纳管志道的学术宗旨：以佛教精绖的教义与思辨之形式，补充儒家经典学说之不足，又以儒家的礼义道德君臣父子的大义，改造、限制佛教消极的思想。焦竑也是个坚决的“三教合一”论者。他说：“道一也，达者契之，众人宗之。在中国者曰孔、孟、老、荘，其至自西域者为释氏。”（澹园集十七赠吴礼部序）又说：“夫释氏虽出異域，而清淨无欲之言，慈悲善救之旨即日用人伦间足以默存其教。”（澹园续集十六埜泉杨公行状）“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释氏则极言之。”（续笔乘二支谈上）甚至宣称：“六经语孟无非禅，堯舜周孔即为佛。”（澹园集十六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序）“释氏之典一通，孔孟之言立悟。”（续笔乘二支谈下）这样的论确实是极激烈、极解放的。搬照学的，认为一概闢佛与盲目佞佛皆不可取。他将佛之理（心性之学）与佛之教（跡）明白区别，说：“然其教自是異方之俗，决不可以施于中国。”（古城答问）所以，他虽然仕途失意，避世家居，深究佛理，多交方外，但他自己并不出家，也不赞成学者出家。他有个曾出家的学生，反在他的劝导下，束髪为学，归养父母妻子。（杨起元杨贞复六种证学编送刘布衣序）这说明，焦竑的基本思想是崇尚实用，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三、焦竑的考据学、史学、文学的研究与成果焦竑在明代考据学史上，也佔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考据是一门特殊的、带有工具性质的学科。它与心学的思想性质不同，完全属于一种实证的科学的方法。它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又几乎可以以一切学科为对象。它主要通过搜集材料与证据，加以鉴定与分析，运用排比、分类、归纳、演绎等等邏辑的方法手段，以判定某一材料与事件的真伪是非，推求、印证某一现象与结论。焦竑从宗虚守静的心性之学邁向博闻求实的考据学，除个人性格上自幼好学，喜读书，博闻强记等天资特点之外，与当时思想界、学术界之趋势有关系。一方面，是心学的发展己到巅峰，逐渐走入死功夫移到文史考据学及天文、历法、农业、军事和其它自然科学等实学上来。另一方面，在宋代基础上，明代考据有所发展，焦竑之前不久，即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学者杨慎。杨的淵博，过于焦竑，在明代首屈一指。与焦竑同时，还有一个著名的古音学家陈第。这些部不能不对焦竑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杨慎，对焦竑影响更大。杨长于焦五十二岁，死于焦二十岁时，他是明武宗正德六年状元，以直言罢官，流放雲南，悠游山水，纵情笔墨，著述百馀种，所考据遍及经史子集各部。焦、杨年相接，气相若，经历相似，虽未必获晤面，杨氏的著作和名声，当给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焦竑及其后的治学以深刻的影响。焦竑极推崇杨慎，曾花多年时间，搜集杨氏著作，编辑校订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版传世。他予杨氏的考据学成就以赞许，且沿袭了杨氏的学风与方法，成为与杨并驾齐驱的人物。焦竑考据学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焦氏笔乘、俗书刊误等书及澹园集的部分文章中，大体包括这样一些方面：一、对典籍中名物、词语的考证。二、对“六书”及俗譌字、古音韻、古书句读的考释。三、对史籍文字及记事之考证。四、对诗文事典的考证。究与考证。第三个特点，是重视材料和證据。第四个特点，是重视版本目录学与校勘、辨伪的功夫。他虽未擺脱当时学者炫博求奇及零散未成体系等缺点，但在考据的主要原则、方法、内容上，却表现了独到的见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为启明末实学与清初樸学先声的重要人物。焦竑又是一个历史编纂学者，他曾参预修纂明朝国史，编纂过一些明史资科著作，对史学的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在史料的编集与考证方面，有相当的成果。现存为焦竑所编作品主要有国朝（史）献徵录、国史经籍志、玉堂丛语、逊国忠节録等，此外还有若干单篇的人物传记、志铭行状，俱为研读明史十分有价值的史料。此外，焦竑还撰写过一些史学论文，如论史、修史条陈四事议、经籍志论（分别见澹园集四、五、二十二）等等，讨论史籍编纂的诸问题。从中颇可窥见焦竑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第一，他强调史学对统治者的借鉴作用及作为懲恶扬善、评判是非的道德价值标准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价值观，其根本的精神，在于忠实地记叙已发生过的事物，通过这些叙述，施以历史的审判，以维护纲常名教及等级制度。因此，他在史籍纂述中，就特别强调对忠烈之士的褒扬。第二，认为史官（史学家）地位崇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遴选真才，又要赋予相应的权力与责任。他提出了“史职”、“史权”、“史任”等说法。实之处。第四，焦竑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强词史料是史学编纂与研究的基础。针对明史的纂修，他鄭重提出由朝廷出面，向全国徵集图书资料的建议，后来清修四库全书，其搜书之原则、方法，与他的建议大体相符。第五，他强词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原则，重视对史料的鉴别与整理。他指出现成文献中，存在着种种虚假的现象，须严加鑑别。提出参时论，覈鄉评，而又广搜各种资料文献，以追求史实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主张。这反映了焦竑在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学风。在文芸上，焦竑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作家。他对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出过相当的贡献。他从青年时代起，即以古文诗词闻名于鄉里。他的文章，结构谨严，句法严密，有法度而不拘于成法，抒胸臆而不炫奇流宕，擅长说理与记事，以论说文及传记文最有功力，同时也优于抒情写景，其诗赋小词也很清新可读。朱彝尊引李文友赞焦竑诗“文章南国多门下，翰墨西园集上才”云：“盖实录也。”当時文土多以获焦竑一序一跋、一铭一传为贵。焦竑的文学见解与主张，在以下两方面，与公安派作家接近：一、反对“前后七子”在文学上的復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和主张；二、标榜性靈之说，倡导率性自然的文风。然而，焦竑的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与公安派的作家们畢竟不完全一致，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与人生道路，做学问的内容与方法都有所不同。一、焦竑虽然反对那种拘拘于秦汉三唐的规模格式以及亦步亦趋、不越雷池半步的文风，斥之为奴书奴文，主张“率性”、“性灵”、“赤子之心”，但他也反对不讲法度，率意而为的作风。他主张文章要正而有法度，不能一味求奇，文章之奇，祇能偶一为之，助正为功，否则也会走向反面，与前后七子同样墮入形式主义。枝蔓为文，无规制，无法度，其弊正与复古论者同。二、焦竑论文，注重文章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犹有唐宋八大家之遗意。此点与焦竑主要还是一位学者与思想家有关。盖学者的责任和眼光都要求他始终关注社会、人生，而不会去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而公安派的作家们主要是文学家，他们强调文学的技巧与价值，超过对其社会作用的注意，也是很自然的。三、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焦竑主张内容与形式相结合，虚与实相结合，不赞成“诗有别才，不关书也”的说法。他论古人诗文，常于其用事及字词出处方面加以考证，纠其疏失缪误，与公安派作家略有差異。焦竑自己的古文写作，是贯彻了他自己的主张的。他的文章，既直抒胸臆，又讲法度，有内容，最终归于“六经圣道”。故其同时人评论他的文章说：“其文本原六经，错综三史。法韩、柳而剷其奇，达曾、王而削其蔓；诗则陶、韦为质、王、孟为神，非若世之文人漓于道术，而雕绘穿蠹，円捷夸多，以卖声名于天下为也。”（黄汝亨寓林集十五祭焦竑文）“先生独以灵明圆莹之本驭之，宜其纵横浩渺，卒有所如他在哲学、心学上一样，持折中、调和之论，处于一种相对中庸的状态。在明代文坛上，焦竑不失为一位有自己思想和风格特点的重要的作家。四、焦竑的著作情况焦竑一生勤于写作著述、编刻书稿，他的著作很多，可以用著述等身来形容。略可分为如下几类：一、学术专著；二、诗文集；三、读书笔记；四、文献史料的纂辑；五、古籍的校订、注释、集评等等。品种众多，内容广泛，世间多有传本。据笔者所瞭解，署焦竑名之各种文籍，约五十馀种，内中三十馀种，见于文献的叙录：明明臣言行录焦竑传载目十六种，明陈懿典陈学士初集叙竑著作目七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竑著作三种，日本刊本续藏经收竑著作四种，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竑著作十六种（四库全书实收祇三种），明史艺文志及焦竑传载竑著作十九种，清同治上元县志艺文志载竑著作二十九种。民国金陵丛书收竑著作四种。去其重複，取其相異，达三十馀种。此外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所藏而不见于文献著录者又若干种。其主要的著述有澹园集（诗文集），老子翼、荘子翼、易荃（学术著述），焦氏笔乘（学术笔记），类林、玉堂丛语（史料笔记），国朝献徵录、国史经籍志（史料彙编），俗书刊误（文字学著作）等。（详见附录焦焦氏筆乘等入存目。虽然四库总目中对焦竑评价甚低，但不可否认，其著作对研究明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文学史、政治史，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认真研究。李剑雄一九八八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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