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防空。1935年初，湖南省政府派遣省府秘书、省保安处、长莎警备司令部参谋、市党部、警察局等单位10余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在杭州笕桥开办的防空训练班学习，以参加学习的人员为基础，于1936年10月在长沙成立防空协会，由市长何文元兼任协会主席，1937年又成立了长沙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由省保安处处长刘膺古兼任主任。防空领导机构成立后，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防空常识教育。1936年5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中山堂举办首次展览会，展出了各种防空警报器、炸伤人体救护室，并作示范表演，展览会举办了10天，先后前来参观者达10余万人。这年冬天，省防空指挥部派人到长沙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作防空知识讲演，1936年9月上旬又举办防空宣传周。这些活动，普及了防空知识，提高了各级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防空意识。二是建立防空监视哨（队）。1936年9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长沙防空情报所，掌管和指导防空监视哨（队）的工作。同时在省警察局的钟楼上、国货陈列馆、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防空报警台、火警嘹望台，在长沙县泉塘设立第一号特别哨，在杨桥、麻林桥、靖港、金井等分别设立独立哨。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防空哨（队）不仅在长沙市区得到加强，而且在全省各地分设了数百个防—空监视哨及补助哨。这对于提早防止敌机空袭、减少因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上述防空准备工作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种消极的防空，一种官方的防空，根本还没有考虑到如何保护城市，如何保护人民免遭敌机轰炸，还没有将人民发动起来，这就难以适应战时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湖南的防空准备工作渐趋积极。1937年8月至10月，省政府向民众募捐数十万元，购置了德制欧利根2厘米口径小型高射炮24门，勃朗宁高射机关枪50挺，组成了湖南省高射机炮团，加强了对省会长沙和重要城镇的防空保卫，同时安装防护设备，在长沙天心阁、国货陈列馆、水上警察局、警钟楼、纺纱厂等5处设置了警备台，装有电动警报器或手摇警报器，设置专人发警报，并在市区各处装有铁钟、警报球、警报旗、警报钟等。白天空袭则高挂红球二个或大红旗一面，疏散则挂红球一个或大红旗一面，解除警报则挂白球一个或白旗一面；紧急警报则将红旗或红球取下；晚上空袭则高悬红灯一盏，解除警报则将红灯取下。到1941年，长沙市有警报器174个、防空壕757个、防空洞298个、避难所1-41个、担架20副、药品约值10000元、病床5张、水龙头3架、腕力唧筒100个，浏阳、宁乡等县设有救火机、灭火机、水龙头等数百个。为避免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1936年9月，省保安司令部在长沙组织了一次防空演习，长沙市防护团、警察系统、省会防空军、高炮高机部队、探照灯部队等演习了轰炸机空袭和夜间轰炸、防空部队发现敌机后的通讯联络、发现火警后的消防、救护队对负伤中毒者的救护、空袭时警备部队对市区的警备等15个项目，演习前后持续了三天，昼夜进行，约有7000余人参观了演习。二是加强兵役管理，积极办理兵役工作。根据国民党政府在湖南设立师管区的决定，1936年12月，省兵役管理局设立辰沅师管区、永顺团管区，并令各县兵役科积极办理兵役事宜。土937年4月7日，省政府致函各机关，军政部在湖南增设两个师管区，一为保永师管区，由唐俊德为司令，司令部设在邵阳，一为衡郴师管区，司令为王时，司令部设在衡阳，在全省实行征兵，其办法是：首先登记各县在乡军人，每月酌给一定津贴，以备将来随时征调，其他普通人民以乡镇为单位，每百人抽调二人，以抽签决定应征与否。这就为抗战提供稳定的兵源准备了条件。1935年后，湖南省政府秉承南京国民政府的旨意，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湖南人民的抗战意识，增强了湖南人民的国防观念，同时也为湖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准备了一定的人心、人力和物质基础，特别是铁路公路的修筑，使湖南成为大西南和联系中原以及东部地区的咽喉和枢纽，对支持持久抗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湖南的抗战准备工作是消极的、有限的，十分不彻底。它对湖南的军事防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没有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特别是以何键为首的湖南省政府，视人民如仇寇，对湖南人民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政策，湖南人民并没有发动起来，蕴藏在人民中的抗日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湖南的抗日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这就使得湖南落后于日益发展的抗日救亡的形势，也使湖南在抗战爆发后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一、日军占领岳阳与“文夕大火”1938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确保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并为进攻湖南建立前沿阵地，乃继续兴兵南犯，于11月9日占领城陵矶，11月11日占领岳阳，打开了通往湖南内地的北大门。日军继续南下，进至新墙河北岸，准备渡河，并不断派出飞机对长沙、衡阳、浏阳、平江、常德等城市狂轰滥炸，湖南省政府进退失据，片面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于11月12日深夜2时举火焚城，将古城长沙付之一炬，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1-2日在韵目代日表中为文日，故长沙大火又称为“文夕大火”。1．“文夕大火”造成的原因关于造成“文夕大火”的原因，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在关于长沙大火的经过说明中认为是“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此说得到周恩来的认同。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写的《洪波曲》中则认为：“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杆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图库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他一个火烧长沙市。”（《张治中回忆录》P272）对此张治中则十分叫屈，认为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他本人并没有错，只是由于工作的疏忽，火烧早烧快了些。果真如此简单吗？非也。让我们拨开迷雾，还它本来面目。第一，“文夕大火”是国民党焦土抗战的产物。焦土抗战是李宗仁提出来的。1933年，当日军侵占东北威逼华北时，李宗仁写了《焦土抗战论》一文，宣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更是积极主张焦土抗战。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大部分要员的认同和积极支持。蒋介石在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即表示要“拼合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汪精卫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演说，鼓吹焦土抗战理论，胡诌什么日军的“进逼是无止境的，而我们的后退，却不能是无止境的，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最后关头，到此最后关头，我们就要站住，不再后退，不惜任何牺牲。是以今日若不言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毫无意义。我们是弱国，抵抗就要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手。”（萧栋梁《湖南抗日战争吏》P167）白崇禧是焦土抗战的积极执行者，他在1938年初便向蒋介石建议实行“挖土与焦土抗战”，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西南各省政府首脑下达焦土抗战的指示，要他们“相机分别遵照办理”。（萧栋梁《湖南抗日战争史》Pl68）在焦土抗战理论的指导下，国民政府掘开河南中牟县的黄河大堤，造成了1000万人以上受灾、90万人死亡以及年年灾荒的黄泛区。日军逼近武汉时，蒋介石又下令在武汉撤退时焚城，只是由于消息泄露，遭到外商的反对，加之撤退仓促，焚烧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乃转而把焚城的目标指向长沙。“文夕大火”终于把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理论变成了现实。第二，“文夕大火”是蒋介石一手督促造成的，蒋介石是“文夕大火”的罪魁祸首。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来到长沙，于10月29日和11月1日先后两次召开了有何应钦、冯玉祥、白崇禧、陈诚、张治中、张群等国民党党政要员参加的军事会议，总结了武汉作战的经验教训，讨论继续抗战的军事部署。会上，蒋介，石严厉指责了武汉撤退时没有根据焦土抗战的精神进行焚城而导致交通水电和大量器材物资为敌所用，要求张治中在日军到达长沙时，即将长沙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P104）并决定焦土抗战是今后作战的新方针。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蓉园召开军政人员会议，指示要实行“坚壁清野”，长沙如果不守，即付之一炬，命令张治中执行。11月11日岳阳失陷后，蒋介石担心长沙陷入敌手，乃于12日上午9时以“限一小时到达”的紧急电报，指示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同时，侍从室主任林蔚也用长途电话告之张治中，“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回忆录》P263）在蒋介石的指令和三番五次电令的催促下，长沙被焚已是不可避免的了。第三，“文夕大火”是民族失败主义情绪造成的恶果。从战争开始，在国民政府、军队中，就有亡国论的叫嚣，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周佛海在他的寓所烹—南京西流湾纠集陶希圣、汪精卫、曾仲鸣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失败主义理论。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党丧师失地，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政府里、军队中盛行，在人民群众中也颇为流行。湖南省有一位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毛泽东说，乡下不少人认为，“中国打不胜，会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409）武汉失守后，人们对抗战前途更是悲观，一般都认为，“抗战是没有办法了，粤汉线以东区域都要放弃”。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下，省会长沙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特别是日军向岳阳进攻、岳阳尚未放弃的时候，长沙城内就谣传岳阳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及至日军占领城陵矶后，人们便认为日军两天内就可以到达长沙，到了12日晚，日军推进至汨罗时，更有人认为日军的浅水兵舰在三个小时内就可以开到长沙，并谣传张治中已离开长沙去了邵阳，这样就造成了长沙不守的恐怖气氛，使人们争相逃命，敷衍完成自己的职责。在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下，造成负责焚城的军警惊惶失措，不按预先的部署，仓促举火焚城。第三次长沙会战采取了薛岳的天炉战法，也就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诱敌深入，设置纵深的伏击区作为基础，企图扭转敌我之间的战力，把侵入之敌，诱至决战地区，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铁炉，予以包围歼灭。基于这种战略指导，第九战区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将主力部队置于两翼、把敌诱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加以围歼的作战方针；在决战时间的选择上，不是在日军强渡汨罗江向长沙时攻之时，而是选择在日军进攻长沙受阻开始退却时，在捞刀河以北、汨罗江以南地区实行决战，因为，日军攻至捞刀河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节节阻击，力量已受到相当的消耗，战斗力已衰，斗志已疲，而国民党各包围堵击的部队已有充裕的时间集结，从而做到了避敌锐气，击其惰归，以我守军的旺盛精力和战斗力去打击日军疲惫之师，当然容易取胜。第三，在战斗中采取了后退决战的战术，争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第三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不同，它不是采取死拼硬打的战术，陷己于被动，而是采取了后退决战的策略，在某一地达到迟滞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的目的后，立即转移阵地，转到敌人侧翼，恢复战力，为与日军决战作准备。这一策略运用得十分成功，例如，在作战开始时，在新墙河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