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一研究一学习”的永无休止的循环中,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以通俗的笔法写作的几本有关曾国藩的书籍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从写作《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开始,以后陆续整理编写了《挺经》、《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个方略》和《治心经》等几部书,我一直认为,曾国藩身上凝聚了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他挺膺负责、躬身入局时是十足的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让他负载一个破碎的“中兴梦”;他晚年的“运气口袋”、“惟以退悔为安”,又像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庄。他的复杂与矛盾,源自那个“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挤压。他同许多官僚士大夫一样,对被枪炮轰开的中国门户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意识,但他又同许许多多官僚士大夫相区别,他没有固步自封,他试图从传统中走出来步人近代。尽管他的洋务思想可评可议的地方很多,但他不僵化、不教条,而是在被动的驱迫中有一种主动的抗争。“引用一班正人做种子”,这是他常说的话。他有一种强烈的不甘心,总希望用几个人的努力改变大厦将倾的命运。也可以说,他是立足传统尝试着走向近代的人。因此,在他的身上就很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