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根据教学的课程安排，我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为了备课，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也开始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做一些思考。在这之前，大约是上一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受国外考古学理论思潮的影响，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出于对中国考古学前途的热切关心，先后举行了几个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就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进行热烈的论辩。因为我的学校所在地偏居学术中心之外，对前几次的讨论只是听到一些传闻，后来也在报刊上看到一些报导，可能是孤陋寡闻，总以为他们是在空谈。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空谈误国，我也这么认为。1989年2～7月，我到北京在文物出版社加工和修改《泗水尹家城》的稿件，利用间隙，到北京大学去旁听一个美国学者讲授民族学和埃及考古的专题课。课间，碰到好友蒋祖棣先生，他在哈佛大学从张光直先生学习，记得当时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玛雅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课后，受邀到他家里，我们就中国考古学的相关问题（包括当时出现的考古学思潮）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坦率地说，这次谈话对我有很大触动，感受较深的是我们关心中国考古学，就必须思考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就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并汲取他们的教训。稍后，北京大学考古系请童恩正先生发表演说，实际上是以座谈会的方式在阅览室进行的，我也和其他一些同志前往参加，主要议论的也是与中国考古学有关的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问题。1991年8月下旬，在一些青年学者的热烈倡议下，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出面组织，在山东省兖州唐庄召开了一次有二十几个人参加的“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为期一周，与会者除了三位年长的前辈专家之外，余者皆为来自北京和各地的中青年学者。会上就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向等问题，不同观点之间从理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辩论，气氛很是紧张。现在回顾起来这段历史，当时的一些场面仍然历历在目，不由生出许多感慨。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青年学者的锐气和对事业的执着，使他们满腔热情，慷慨激昂，对中国考古学的前途产生一种迫切的危机感。虽然这股风潮并没有像美国新考古学那样明显地改变考古学的方向，却也使中国考古学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90年代中期以来，我有机会先后到日本和美国做短期访问，并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单位进行了多年包括调查和发掘在内的合作考古研究。因此，对国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了一些直接的和感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既然考古学的目的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在这里，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此，自己开始从主观上着力在追求一些东西，即适合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和技术，有些在书中已有所体现。1997年，山东大学教务处设立了一部分教学和教材改革的项目，当时考虑到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论述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参考书，就拉着我的同事方辉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靳桂云一起参加，申报了《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这个题目。结果中选了学校的项目，翌年还被列为省里的项目，钱虽然不多，但它频繁的检查总是在不断地督促着我们。否则，像我现在这种工作情况，很少会有时间进行这一问题的系统研讨。这样前后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为什么选择方辉和靳桂云参加这个项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方辉教授的英文很好，他本来就为考古专业本科生开设了《外国考古学》的课程，又正好要去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访问一年，有机会系统了解一下西方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再加上我们一起和美国学者开展的合作考古项目，也有与美国考古学者直接交流的机会，所以他是撰写“国外考古学理论流派”章节的合适人选。靳桂云博士本科和硕士期间都是学习考古学的，1989年获硕士学位，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1996年，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从刘东生教授学习环境考古。因此，请她负责“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这一部分是比较理想的。其余部分则由我来完成。本书如果能够对中国考古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正在就读的各个层次的学生和相关学科的人员有所帮助，也就实现了我们的初衷。应该说明的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是几代学者艰苦努力、不懈追求的结果。文中所表述的理论、方法、观点、思想和技术等，既有国内学者的，也有国外学者的，我们只是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加以系统化，使之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思路。直接引用的观点和内容，尽量在文内注明出处。同时，还在全书最后附加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参考书目，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个进一步学习和查阅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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