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小东京在苏州河北岸、上海市区的北部，有一块面积为23．48万平方米、人口约80多万的行政区，它是旧上海滩一处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地。它因虹口港而得名，叫虹口。它曾是日本人集中居留的地方，也是日本侵华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至今我们还能从四川北路口的鲁迅公园（198年前，名为虹口公园）、山阴路、溧阳路一带成片的二层楼带走廊式阳台日本式住宅的遗迹处找到昔日的残留光景。1862年，也就是日本文久二年，日本政府派遣了“千岁丸”号轮驶抵上海，开始了近代史上的中日第一次交往。由于在此以前，中日间没有外交往来，所以来访的日本官员只能请荷兰领事陪同前往拜访上海道台，以请求在上海开展日中通商业务往来。据史料称，日方曾用恳求的口吻上书上海道台说：“……今既上海，愿仿照西方无约各小国例，不敢请立和约，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并请设领事照完税诸事。”（见《东方兵事纪略》1897年版）见到了如此卑躬低调的照会，清政府的官员浑身的骨头轻得没有四两重。是啊！大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做尽了洋人的“灰孙子”。如今，东瀛来客居然在清廷大员面前如此地恭谦，不就是让他们也当了一回“主子”？在获得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后，1867年，日方的这一请求得到了辖管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的批准。从此，近代史上的中日双边贸易史册翻开了。1870年9月，日本外交正使柳原前光。副使藤原义质率团抵达上海，和上海道台徐宗瀛正式签订了中日官方邮船制度，并选择了在临黄浦江的虹口建造了邮船码头，也就是现今的公平路码头。从此以后，中日间的贸易逐渐上升。政府间的贸易活动也带动了民间的往来，旅沪日侨也日见增多。最多时，住在虹口吴淞路、溧阳路、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东武昌路一带的日本侨民超过了2万人。1871年7月13日，以日本大藏相尹达宗诚、外务大臣柳原前光为正副团长的日本代表团到了上海，参加并主持了设在邮船码头西面（今大名电影院边）的日本领事馆开馆升旗典礼。1872年2月20日，首任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正式宣布走马上任。1875年4月，日本在领事馆内设立书信公寓，负责中日之间官方和民间信件往来的传递。1885年，总部设在东京的日本邮船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不久，又单独设立了日本邮便局（局址在今天临撞路、长治路转角处的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随着日本侨民的大量涌入，以及民间通婚，虹口一带的日本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建造了起来。而日本侨民普遍信奉中国的佛教。1876年，日本人在东武昌路、乍浦路口建筑了本愿寺上海虹口分院——东本愿寺。于是，这里不仅成为日本侨民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集会议事的中心。1928年底，日本人又将坐落在乍浦路的日本人开的松岗医院，改建为西本愿寺。寺南为存放日侨骨灰之地，寺北为参拜神道的地方。本愿寺原本是日本的佛教机构，但在震惊中外的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所爆发的“八·一三”的两次淞沪战争中，成为日本僧侣举行悼念在侵华战争中阵亡士兵和“和平大超度”的场所。日侨的增多，也带来了子女读书的问题。1888年，东本愿寺在区内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日本人学校——开导小学。1906年，该校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北另觅校址，建立校舍。1907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团址在今塘沽路309号，即上海浦江电表厂内）成立后，即归由居留民团接管，改名为“日本人寻常高等小学”。以后，又改名为“日本人北部第一小学”。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夕，这里成为虹口日本侨民的集中地。虹口昔日曾有“小东京”之称。这里的房租较之法租界、英租界要低75％，物价也低。1939年至1942年，一套新式里弄房子的月租费也只有100至150元。当时，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吃一顿六道菜的上等俄式午餐，需花费中国法币1元，合15美分，而在虹口，则要少得多。所以，虹口也曾是日本侨民的一块乐土。也许，日本人并没有如英、美、法等国那样，在上海划定租界，但是，以日本人长期在虹口经商、穷兵黩武、生息繁衍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人将虹口说成“日本租界”，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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