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本《音乐笔记》在说什么，就让陈丹青自己告诉你吧：这本集子，是1992到1998年间，我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字。这些文字的读者，就我所知，一位是约稿的编辑，另一位就是我。现在，趁这集子的出版，我要特意向那位约稿的编辑鞠躬致谢，为什么呢，因为经他的撩拨，我从9年前开始了持续的写作。 写作，我一向喜欢的，但除了就学前后的所谓“创作谈”，以及不像文论不像批评似的零星稿约，20多年间仅只发表过可数的几篇，内容不出美术的范围，美术以外的话题，哪里梦想过呢，然而做梦似地，去年以来，我竟写成两本“书”，一本是已经上市的《纽约琐记》，一本是尚且搁着晾着的《多余的素材》。内容不论，书写的文体，勉强算是“散文”或“随笔”的意思吧，“文学”当然谈不上，但毕竟可以自视为“写作”，而从此在画画之外，多一招游戏骗骗自己了。画圈子里外或生或熟的朋友于是诧怪：你还写作？是的，我的那两本“书”之所以斗胆承应，居然写成，就是有这位编辑早早地就在催我动笔了。 我要谢谢他。且称他为Z君吧——9年前，是在深冬，我头一次回国省亲，在沪西一间极小的居室里遇见了Z君夫妇，吃饭聊天。得知他是弄音乐的，手上正编着《音乐爱好者》这本刊物，我就胡乱地说些纽约的见闻。不记得怎么一来，提起曾在曼哈顿寻看过霍罗维茨的丧仪，待讲到电影近镜头里老霍的大鼻孔怎样地悬着一滴鼻涕，Z君忽然打断我，高声说：哎呀丹青，你把这个写下来好不好？ 我记得他一脸当真的表情。表情对我很起作用的。9年前，国中的出版业哪里能同今天比，Z君的兴致是在组稿，我的兴致是在写作：写什么呢，我自己并不知道，当有人给我指定了话题——譬如霍罗维茨的鼻涕——我就果然写起来，只是当初不想到后来会连续写下去，更别提拼凑起来出本书。 江南的屋子没暖气，其时我在地处北端的纽约呆了11轮春秋，早忘了穿着棉袄夹裤在睡房里缩作一团的那份阴冷与寒气，可回国就为了怀旧呀，身体也在怀旧的。是在南京岳家的旧寓——现在早已拆成了一堆瓦砾——我泡杯滚烫的茶水暖暖手，用讨来的哪家医学院公文稿纸开始写，写完寄出，过几个月，就在纽约收到Z君寄来薄薄一册滴了霍罗维茨清鼻涕的《音乐爱好者》，同时他就催讨下一回的稿子了。 《灵堂琴声》算是我头一篇誊写干净拿去发表的文字习作，粗糙简单，还用“琴声”与“灵堂”搁在一起作题目，弄成小小的酸雅，骗读者注意，现在想来，真像少年时代头一回学抽烟，怕人看见，又想要人看见，手势、吞吐，尽在学架式。可是一根抽过，喉咙痒痒地也就接了第二第三根，虽是呛着咳着，也谈不上瘾，却不知不觉抽上口，不想戒了，何况还有个Z君频频给我递烟点火呢。 但我可从未有过谈论音乐的妄念，给Z君那么手指勾一勾，我竟不负责任写起来：所谓“责任”，是指我所没有的音乐知识，每篇所写，不过是些“关于音乐”的日常见闻，并不真在谈音乐；所谓“不负”，自然是指我一旦离谱太远，行家大约会对这“爱好者”的无知，付之一笑吧，而且那一笑，我看不见，不必非得脸红。Z君，则从不拆穿我的门外胡言，只管哄着我一期接一期写，这样子，6年期间给他写了将近10篇，到了1997年，有别家出版社约了我来写《纽约琐记》，又要回头谈论画画的事情，没有余裕了——1998年的《赴死的演奏》，是我给刊物的最后一篇，《瓦格纳问题》写写停停，竟忘了寄出去，现在可以收进来。 这些稿子，尤其是最初几篇，距今颇有些年头，当初下笔，不免假想国内欠缺对于外间的了解，所以略微介绍国外音乐生活的状况点滴，今天看来，真是在胡说，譬如纽约昂贵的音乐会票价上百美金，在今之内地算什么呢，听说上海音乐厅的多明戈演唱会，几千元一票，销售一空，紫禁城的露天歌剧大演出更是出票天价，照样坐得满满当当，这些，真要让我辈羞煞……。好在对于海外华人的“落后”与“土”，今之国人早已十分地了然而宽容，看在这些异时异地所写成的文字，该不会与我一般见识吧。 此外未见于期刊的篇幅，均是新添的：《阶级与钢琴》，借自尚未面市的《多余的素材》，因与音乐沾边，今夏为展事去欧洲，顺道造访波恩，归来写成《贝多芬故居》。去年在上海图书馆作讲演，题曰《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所谈70年代海上遗事，时过境迁，竟像是古代的传说，其中也谈及音乐。末尾的《答〈音乐爱好者〉编辑部问》写得漫无边际，是因要给此书加添字数，而种种话题的铺衍，也倒说出了不少感触，这感触，若是没人聊起，我是不会著笔，更不知道自己对于音乐与文艺抱有这样的意见：我的写作，是要写下去，才知道会写出什么来。 书的题名，原先是径取现成的《外国音乐在外国》，结果给编辑改作“音乐笔记”，加上我的名姓。这总让我不自在：明明一个画画的家伙，出本“音乐笔记”，算什么呢，且我看画听乐，从不作笔记的。但以我出国前的经验，编辑就是“领导”，领导拍板，只得默然从命。好了，关于成书的原委，现在都交代在这里了。上个礼拜，《音乐爱好者》编辑部给我寄来一沓子新版本，不单改成彩色的月刊，还从里边滑出亮闪闪的CD碟片，而版式、纸张、印制，都比我供稿的旧版本讲究而体面得多，活像新出阁的姑娘家，不敢认了。我略一翻看，竟有点念旧，又有点庆幸：就在那简陋的旧版本上，我开始发表文字的习作，也幸亏是躲在那里，我弄出这些勉强称之为散文的东西，而且真是不敬，假音乐的名义——真的，我不是虔诚的“音乐爱好者”，直到此书将要问世，我才明白自己其实是个厚着脸皮的“写作爱好者”，这是要请诸位爱乐者多多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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