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

　　片断：我的童年莫斯科——旧宫厩区——最初的回忆——克鲁泡特金家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莫斯科是一个历史发展甚为迟缓的都市，至今城中各处还把在历史的迟缓行程中所遗留的陈迹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带，有着宽广而寂静的街道和一排用灰色漆油过的低的房屋，看起来很是单调；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不分昼夜地紧闭着。这一带地方就是商人阶级的隐居所，又是那班外表上非常严峻、古板，专制的，信奉“旧教”的非国教派的大本营。克里姆林宫至今还是教会和政府的根据地；宫前一片广大的土地，点缀着几千家店铺和货栈，几百年来这地方就成了热闹的商业区，而且至今依然是横被整个广大帝国的国内贸易的心脏。特威尔街与铁工桥就是几百年来时髦的大商店的两个主要中心；而蒲鲁席加与杜洛哥米洛夫加这两个工匠区至今还保留着莫斯科建都时代那班吵吵闹闹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区自成一个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营各的特殊生活。连那些铁路（当它们开始侵入旧都的时候）也在这古城郊外几个特殊的中心点集结着它们的货栈、工场，以及它们的满载货物的车辆和火车头。在克里姆林宫后面，阿尔巴特与蒲列奇斯顿加两条大街之间有一带像迷宫一般的，又清洁，又静寂，迂回曲折的大街小巷，这个地方至今还依然被称为旧宫厩区。在莫斯科全城内恐怕没有比这旧宫厩区更特别的地方了。距今约五十年以前，旧莫斯科贵族就住家在这一区里，而且就在这里慢慢地消亡了。他们的名字是常见于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史上的，然而后来却不得不把地位让给新来者（即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彼得大帝所召用的“各等级人等”）而自己引退了。这些先朝贵族看见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新朝廷中受到排挤，便只得退居在莫斯科的旧宫厩区，有的就隐居在首都附近乡村中风景如画的别墅里。因此他们对于在涅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要职的那一群“来历不明”的杂族人等，便不由得怀着轻视和暗暗的妒羡。他们在青年时代，多半委身于宦途，尤以从事军务的为多；然而常常因了某种缘故，他们不久就辞了职，并不曾得着高官厚爵。那些较为得意的人还在本地方得到一个清闲的，差不多是名誉的位子（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余的多数人就完全告退，过着赋闲的日子。虽然他们一生转徙无定，走遍了俄国的广大地面，但他们总会设法回到旧宫厩区中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他们从前受过洗礼的教堂（而且当他们的父母的葬仪举行时又曾在这里宣读过最后的祈祷）附近销磨他们晚年的岁月。后记：代跋树基：我讲过，我不是翻译家，又不曾精通一种外语，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帮助过我，我愿意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译文的第一卷《我的自传》出版较早，是我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我的影响极大。初版时我写过一篇“代序”，说是写给我的弟弟看的，主要还是谈我自己的感受。这篇“代序”以后编入了散文集《生之忏悔》，就被我从《自传》里抽去，后来各版中都不见“代序”了。《自传》在中国虽然销路不大，可是也有好几种版本。初版由上海启明书店发行，只印了一千册，那是一九三○年的事。后来上海出版合作社在一九三四年又印了一版，作为“插图本克鲁泡特金全集”的首卷，用的却是启明书店的旧纸型。一九三九年初我在南方“身经百炸”之后，回到上海，在“孤岛”进行小说《秋》的写作。这其间我把一些旧的译文校改一遍，交给相熟的书店重版，这本修改过的《自传》就交给了开明书店，一直发行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本卷中保留了开明版的前记。最近的一个版本则是一九八五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书中增加了一篇“附录”，那是一九六六年俄文本的前言，是B.A.特瓦尔朵夫斯卡娅撰写的，我没有征求三联编辑部的同意，不便转录在本卷中。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翻译的经过。本书是在一九三○年初译成的，大约也就在前一年开始翻译。一九二七年我初到巴黎的时候，友人吴克刚正在翻译《自传》。他那间小屋子里一张小圆桌上堆了一大堆从学生练习簿上撕下来的散页，上面写满了字，歪歪斜斜，又不太密。这是初稿，而且只是最后的一部分，旁边还摊开一本法文的《自传》。原来他是从讲西欧的一部分开始的，这里有他熟习的人和故事，如格拉佛，他还带我到郊外去探望过这些老人，他对我说过有疑问可以写信去向老人求教。可是不到三个月，吴克刚又因参加国际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来回到上海，担任劳动大学教授。我和他通信不多，我同老人的联系也就中断了。第二年我也回国，在上海见到吴，我最关心的还是那一堆写满钢笔字的散页（他的初稿）。不用多说我便带走了一个大纸包，另外还有一本法文旧书《我的自传》。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了。一年以后我交了卷，将启明版《自传》送给吴，并感谢他的译稿对我的帮助（我今天还想对他说，“对我的人格发展他有大的帮助”）。他淡淡一笑，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谈这个。但是我一直体会到一部书牢牢系住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友情。《自传》以各种版本问世，一晃就是六十多年。我常常记起过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别的朋友，想念最深的时候，吴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不幸的是我因骨折第二次住院治疗，躺在病床讲话有气无力，几次谈话都没有说出我的意思。我期待着未来，我抱着一个信念——我总会下床的。哪知不到我下床他又离开了大陆。我在病床上讲得少却想得多，除了我的“著作全集”外还有“译文全集”。关于“译文全集”，你知道，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起初答应了你，以后又迟疑起来。我的病使我放弃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翻译，因为我没有精力和能力，也没有时间。现在轮到我来给自己做总结了。改不改？出不出？我自己找不到一个痛快的回答。最后我决定下来并且写了序言的时候，我还因没有找吴克刚校订《自传》而感到遗憾。更不幸的是我的病情逐渐加重，不能作为你的助手参加第二部全集的工作。正在为难的时候，我遇见一位酷爱翻译的朋友，他刚从新华社国际部退下来，不用说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能力，他愿为我校订《自传》，我便拿了一本一九○六年的英国普及版给他。我译《自传》根据的是我那本十二版美国的原著，英国普及本多了一篇著者一九○六年的新序，据说这一版被帝俄政府全部买去，外面流传很少，马宗融大哥有一本当成宝贝不肯借人，却为吴用打字机打了一个复本。我的“跋”就是根据这个复本翻译的。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得到一本英国普及版，我也当作宝贝。这次我把它交给徐成时，只要求他简单地看一遍，可是他工作认真负责，又关心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他不仅指出我的错误，并且改正了不少译文不妥的地方。接到他寄来的改订稿，我感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为了这个，我感谢我这位老友。写完上面的话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记起来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过去的生活，远去了的朋友。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读者成为我的朋友，从投稿人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他走上翻译道路，我鼓励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译文送到读者手里。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文革”后他看见我忙忙碌碌，曾经对我说：“你翻译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给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长十二岁，我以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头。他热爱文学，淡泊名利，我们趣味相同，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不然的话，现在“译文全集”编成首卷问世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当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翻译家汝龙，作为对他的纪念。巴金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本书前言序有人听见“讲真话”就头痛，其实我讲真话，总是从自己做起。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到了既不能说又不能写的时候，我还可以借用过去积累的那些东西，我说它们是我捡来的武器，我曾经用来战斗了一生。现在全集印成，给我留下的只有编印译文集的工作了。一九九○年我有了编辑译文全集的计划，这年秋天我答应了朋友树基的要求，在全集出齐之后继续合作，完成第二个“全集”。可是八年的编校工作使我疲惫不堪，何况树基又是带病工作，我还听说他把腿架在凳子上看校样，我感到内疚，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出版译文全集的打算，并通知了树基。这其间三联书店编印的译文选集问世了。六年前我为这个选集写的序文好像在谈今天的事情。我当时这样写道：“我记得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一些前辈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捡来的别人的武器。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也可能重上战场。“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我虽然称它们为‘试译’，我重读它们，还是十分激动，它们仍然打动我的心，即使这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它们也可以说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便是我对自己译文的看法，六年前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它们的确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真话，经过了考验的真话。我要摔掉它们也办不到，连我一九二二年在成都《草堂》月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翻译小说《信号》也给人挖了出来。事情总有人来做，或者照别人的意见，或者依我的想法，除非我自己有个计划。我不再迟疑了。我又一次向树基伸出了手。我张开双臂将我用过的武器全收在一起，我打开仓库老老实实让大家看个明白，我究竟有没有宝藏。我就在选集的基础上编印我的译文全集。做法仍然是把一本一本的书稿交给朋友树基，仍然是同样的一句话：“一切拜托你了。”其它，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不用我唠叨了。巴金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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