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第一章我的保姆和Lagrandearmee①——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见拿破仑——伊洛瓦依斯基将军——同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产业——分产——枢密官“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喂，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到莫斯科的事情吧。”我老是这样说，一边在小床上伸着懒腰，用绗过的被子裹住身子，我的小床四周都缝上了布，免得我摔出来。“咳！这有什么可讲的呢，您已经听过那么多回了，况且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您还是明天早点儿起来好。”老妈妈照例这样回答，其实她很愿意再讲她所喜爱的故事，就像我很愿意再听那样。“您就讲一点儿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它怎么开头的呀？”“就是这么开头的。您知道您的爸爸是怎样的人——他总是拖拖拉拉的；他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总算收拾好了！人人都说：‘该动身了，还等什么呢？城里头人差不多走光了。’可是不，他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①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块儿怎么走，起初是这一位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老爷们坐下来吃早饭，突然我们的厨师脸色十分惨白，跑进饭厅里来报告：‘敌人进了德拉果米洛夫门了。’我们大家心都紧了，叫了一声：‘啊，上帝保佑吧！全都惊慌起来；我们正在忙乱、唉声叹气的时候，看见街上跑过一队龙骑兵来，他们戴着这样一种头盔，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马尾巴。城门全关上了，您那位爸爸这下可交了‘好运’了，还有您同他一块儿；您的奶妈达利雅那个时候正抱着您喂奶，——您是那么娇嫩、柔弱。”我骄傲地笑了笑，我高兴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后记：代跋树基：关于赫尔岑的回忆录，我本来有不少的话可说，可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夸夸其谈了。好在我写过两篇后记，最近又找出几位友人的信，它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事情。我自己也许没有想到我完成不了这部书的翻译，一九二八年我第一次读到回忆录的英译本，我充满信心要把这部巨著译出来。一九三六年我开始选译回忆录的片断，我还向鲁迅先生说过，我要全部翻译这部“大书”。一九四○年我在上海翻译了《家庭的戏剧》；“文革”后期我开始翻译回忆录的第一卷，我把它当成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我在散文《一封信》中也表示了做完这件工作的决心。你可以想到当我告诉项星耀同志我无法完成这件工作时我心里是多么难过！项星耀同志当时已经翻译了四卷，他把译稿送给我，支持我翻译出版。我很感激他，但我把他的译稿送还给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现在他的译文已经全部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正如我在给他的信中说的：“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我谢谢他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我和减仲伦同志的友谊同样是建立在赫尔岑回忆录的基础上的。仲伦同志在北大教书，没有见过我，他也是一位赫尔岑的爱好者，他知道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就主动与我联系，他愿意替我的译文校对。他读过我译的《家庭的戏剧》，曾提出宝贵意见。他为我校阅了第一册的译稿，回忆录的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因为这些，我衷心感谢他。我记得，后来我因病住院，他还到华东医院探望过我，他为我不能译完全书感到惋惜。我希望他继续把赫尔岑介绍过来，中国读者需要这类的著作。附录中还收了我给周朴之同志的信。他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册）的责任编辑。他抱病工作，为我的译文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早已离开了我们，最近重读我给他的信的复印件，想到一些事情，抑止不住思念之情。我常说，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为什么我反复讲我要译完全书，因为我担心自己完成不了这件工作。人说我很有毅力、很坚强，其实我很软弱，我写了许多文章，翻译过不少作品，这都是与自己斗争的结果。我也有失败的时候，那就失信于读者，欠下了还不清的债。除了这部书之外，还有纪格念尔的回忆录《俄罗斯的暗夜》、克鲁泡特金的《俄法狱中记》，前者只留下一章《我的幼年》，而后者译好的一章也已不知散失在哪里了。这十年来，我经常在回答朋友的书信中抱怨杂事的干扰，我也不断地与杂事斗争，我想抓住有限的时间，可是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法完成了。我没有精力校阅全部译文，这第二个“全集”能够出版，全靠你的支持和帮助，你了解我，我用不着在这里表示感谢了。巴金九五年十月十六日本书前言序许多朋友劝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全本，这并不困难，至少头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在《北极星》①上面发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们不统一，偶然地断断续续，时而提前叙说，时而移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无法改正。作一点增补，把各个篇章按年代顺序编纂起来，并不是难事；然而d’unjet〔法语：马上，一下子〕要把全书回炉重写，我不想这样做。《往事与随想》并不是连贯地写成的；某些篇章之间相隔好几年。因此书中处处都留下写作时期的时代色彩和各种情绪的痕迹，——我不想抹掉它。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然而把这些外屋、顶楼、厢房合并在一起，它也是统一的，②至少我是这样看法。这些笔记并不是初次的试作。我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动手写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①给转移到弗拉基米尔②，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来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屈辱；我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就像坐在最后一个驿站里得不到马的人那样。事实上这差不多是“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的最纯洁、最严肃的时期”。③那个时候我虽然寂寞，却心里开朗而幸福，好像小孩们在节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样。每天都有写着小字的书信④到来；我为它们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它们帮助我成长。然而别离折磨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快地度过这无限长的时光——充其量不过四个月⑤……我听从了对我的劝告，开始在空闲时候写下我关于克鲁季次的回忆，关于维亚特卡的回忆。我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以后，过去的事便淹没在现实的世界里了。一八四○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他喜欢它们，他把两本笔记本刊登在《祖国纪事》⑥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余的一本倘使没有给当作引火材料烧掉的话，现在一定弃置在我们莫斯科住宅里的什么地方。十五年过去了，①“我住在伦敦樱草山附近一个偏僻地方，遥远、浓雾和我自己的心愿把我同全世界隔绝。“在伦敦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可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一切来来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事业，至少是全民族的事业；我和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没有私人感情的。——岁月过去了，没有谈过一句我想谈的话。“……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错误②之后开始清醒，恢复元气。我最近几年的生活事迹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怀着恐怖地发现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真相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我决心写下来；可是一个回忆唤起了几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旧的、半遗忘了的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梦想，年轻人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大胆，监狱与流放——这些并不曾在心灵中留下半点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样一下子过去了，这一声霹雳使年轻的生命焕发青春而且更加坚强了。”③这一次我写作不是为了赢得时间——我用不着匆忙。我开始写这部新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Museum〔英语：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俄国杂志，偶然看见了它们。我找人把它们抄下来，并且重读了一遍。它们激发起来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这十五年中间我竟然这么衰老了，这使我开始大为震惊。那个时候我还是以人生和幸福为儿戏，好像幸福就没有止境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调子差异太大了，因此我不能从那里取用任何东西；它们属于青年时期，它们应当保存本来面目。它们的早晨的亮光不适宜于我的黄昏的工作。它们里面有许多真实，但也有许多玩世不恭；此外它们那里还留着海涅①的明显的痕迹，我在维亚特卡曾经入迷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在（往事与随想》里面看得见生活的痕迹，此外就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迹。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几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便把它们抛弃了。后来在今年夏天我向一个青年时期的朋友②重读我最后的稿本，这个时候我才自己认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来……我的作品完成了！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过高，很可能这些刚刚显露出来的轮廓里只是为我一个人埋藏了许多东西；可能我读的时候理会到的比我写在纸上的多得多；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可能是这样，但这部书并不因此就对我减少价值。对我来说，它多年来一直代替了人们和我失去的东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别的时候了。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忍受某些创伤。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多大，在他身上总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他从而感到了轻松，心胸开阔……有时过分开阔……的确，在毫无个性的共性、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像浮云一样地漂浮在它们之上的未来的形象中间，人有时感到空虚、孤独。但这又怎样呢？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边开放着五月的鲜花！修道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许，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不错，在生活里有爱好重复的韵律、爱好反复的曲调的；谁不知道老年多么近似童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头，连同它那用鲜花编成的花冠和用荆棘做成的荆棘冠①，连同它的摇篮和棺材，类似的时代常常重复，而主要点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时期还不曾有过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青年时期毫无个人考虑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样没有个人考虑地从乌云和霞辉里现出来更加光辉，更加宁静。……当我想到我们两人②现在快到五十岁，站在俄国自由语言的第一架印刷机③前面，我觉得我们在麻雀山上少年时期的格留特里④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出现、变换、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①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让《往事与随想》算清个人生活的帐，而且作为个人生活的总目吧。剩下来的思想就用到事业上去；余下来的力量就投到斗争中去。我们的同盟仍然如此……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不倦地宣扬真理啊，——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在我们身旁过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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