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草原故事》小引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①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登堡②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神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神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巴金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后记：代跋树基：这一卷主要收了高尔基的早期作品。重读这些短篇，我又想起一些往事，我更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我的表哥濮季云。我还记得，我在赠给端端的全集的扉叶上写过一段话：“我就看见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小小房间里一张方桌旁，一盏清油灯下，两个年轻人摊开一本（缩本）《大卫·考伯菲尔》。他不单是我的英语的启蒙老师，他还让我懂得许多事情……”我最初读到的高尔基小说的英文译本，也是他介绍给我的。他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函购了《草原故事》的英译本，他让我带到上海。这本小书，跟着我到过法国，后来又跟着我回到上海。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我摊开搞纸，开始翻译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东方杂志社的朋友向我索稿，我陆续把译文交给他们发表。后来我把它们编成一本小书，根据英译本原文，内容如下：《马加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我当时并不知道英译本是意译的，删掉了不少段落，其中《不能死的人》只是《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连“丹柯的心”也没有了。这本小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接受。在经历了五家书店之后，我终于下决心重译，恢复原著的面貌。那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草原集》。我还记得，一九五○年秋我带着清样到福州路开明编辑部找周予同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史学家，那时兼管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知名的民主人士，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首批抛出来，作为“靶子”，遭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开明书店不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草原集》停印。后来中青社出版《高尔基选集》，采用了我的这几篇译文，并要我翻译《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组稿，我在开会之余又翻译了高尔基的另外几篇小说，完成了这本《〈草原故事〉及其他》。老实说，我还不能直接翻译高尔基的原著，要靠英译本作参考。我每翻一篇总要修改几次，只能说我写出了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并不一定能完全表达高尔基的原意。通过翻译我不断向高尔基学习，通过翻译我才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我并不崇拜名人，不过这些短篇实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现在说到《文学写照》。当初平明出版社要稿件，我为他们翻译了《回忆契诃夫》，接着又翻译了《回忆托尔斯泰》。两本书都是从法译本转译的。后来借到一本苏联出版的英译本《文学写照》，我便翻译了全文。《文学写照》不是我自己编辑的，因此只有一个“出版说明”，这次我把它删去了。关于这一部分，我只想说，高尔基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托尔斯泰家庭的悲剧，有个时期成了热门的话题，各有各的说法，两方面争论得很厉害。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大地主，有一大堆儿女，还有不少食客。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很不容易。托尔斯泰夫人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尔斯泰和管理这个家上。她崇拜托尔斯泰，她曾为托尔斯泰抄过七次《战争与和平》的稿子。托尔斯泰不满意这种贵族生活，他要改变生活方式，几次想离家出走，却下不了决心。托尔斯泰不是软弱的人，但身上充满了矛盾，据说他晚年离家出走时留给夫人的那封信，已锁在抽屉里长达二十五年。托尔斯泰在艺术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就越是想做到言行一致。他甚至认为艺术创造是“罪恶”，他想离开艺术，只是为了资助他的信徒“灵魂的战士”移居加拿大，他才继续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三大杰作之一。托尔斯泰放弃版权，他的夫人却不得不出版他的著作以维持家用。我读过一篇文章，叙述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说他们开饭的时候，托尔斯泰一坐上桌子，就皱起眉头，他的夫人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菜不好？托尔斯泰苦笑着回答：菜太好了。托尔斯泰还发现，他的夫人偷看他的日记，其实她只是为了想了解他，以便更好地照顾他。她还想保护托尔斯泰，免受他那些狂热的“弟子们”的操纵和歪曲。而事实上，她越是想理解他，却越是难以理解他，他们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帮助下离家出走，病死在火车站上。托尔斯泰夫人受到很大打击，整个人都改变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对亚历山德拉说：“我爱他，整整爱了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同意高尔基的看法：“她也是他的亲密的、忠实的、而且我相信还是唯一的朋友。”最后再转回到我的表哥濮季云身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三十五年前。他是以公务员的身份从都江堰退休回来，我和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喝茶谈天。我以为他可以平静安详地度过晚年，谁知道过了几天去看他，他已病倒在床上，床前放着一碗药汤，说是肝火太旺。又过一些时候，我去看他，他已迁居城外，据说患了晚期肺结核。没等我再去看他，他就离开了人世。对于他，我什么话也没有机会说，许多话藏在心里。他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我如今找到自己的道路，却忘记了他。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要我帮他找工作，我没有办到，今天再一次想到往事，我责备自己是一个忘恩的人。现在把这卷书献给他，表示我的内疚。巴金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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