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拉甫洛夫序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革命运动不会不引起西欧的注意。因此在欧洲各国自然有不少关于这问题的著述发刊流布。在此类著述中有的只以叙述事实为目的；有的则较为深入，还想发见这个运动的原因。我并不想提到小说、稗史，以及那些著者努力把虚无党的人物与事实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形式写出，以刺激读者的想象力之叙述，它们都是失实的记载。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类的著述差不多完全没有价值。那般著者，对于他们所记载的事实一点也不清楚，他们的材料只是间接地，甚或间接又间接地得来的，他们一点也不能够证明他们所根据的，而且从其中演绎出他们的观念来的材料是否可靠。他们连俄国的情形和现状也还不曾弄明白，在西欧各国所刊布的俄国消息和关于俄国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而且他们又丝毫不认识，不知道俄国运动之活剧中的重要脚色。因此要指出在外国人所著的论述虚无主义的著作中，有一本能够表明关于这问题全体之一个忠实的观念，或者在其详情之某一点上的一个忠实的观念，也就是十分困难的事了。在这一类的著作中，我甚至不能够指出一本没有重大错误与乖谬之处的书来。然而，不仅此也，便在用俄文刊行的著作中（此类书报算至今日为止，数量并不多，而且差不多是西欧人所完全不知道的，）也不曾含有充分的材料，其理由如下：那些给俄文报纸作文的人，即是说在俄皇之权威下作文的人，为了个人自身之安全起见，不能不在下笔时非常谨慎，一字一句之间都要经过郑重的考虑。因此在著述关于虚无主义的文章的时候，他们便知道，必须把许多关于虚无主义运动本身，以及关于促成虚无主义的俄国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问题轻轻放过不提。而且他们还不得不把自己曾认识一两个虚无党的主要领袖之事实瞒得非常之紧，又不得不故意违背真相，装出一个沙皇之忠顺的臣民的样子来描写虚无党的领袖。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我们谁都知道写这个问题的书是非常危险的，偶一不慎，写了几句大意的话，就会得到入狱或流放之刑罚。事实上在俄国出版的论述虚无主义的书大都是出于虚无主义的死敌之笔，著者不是把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可怖的罪恶，便是把它当做一大疯狂病。这一般著者们，处在他们的地位是不能够，而且也不会看出那促成虚无主义发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完全不认得，而且也不知道虚无主义者，除了从检察官的演说辞，和司法报告里得点材料外，就什么也不知道，有的竟连虚无主义者也不曾见过，有的只于审判时在被告席中见过他们一两次。后记：代跋树基：全集出到第八卷，已经接近尾声了。第一部分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司特普尼亚克的名著《地下的俄罗斯），是我年轻时候最喜欢的一部书，我的（断头台上》就是根据它写成的。我最初看到的是宫崎龙介的日文译本。到了巴黎后我才得到一部英译本，那是朋友钟时从美国寄来的。钟时是在旧金山打工的华侨。我在南京时，经一位广东朋友的介绍，开始和他通信。我们之间书信往来直到一九五○年。我们在信上谈话虽然很简单，但感情真挚。一九二八年，我从马赛搭乘法国邮船四等舱回国，还是他送的路费。平时我需要什么书，总是找他帮忙。我收藏的一些绝版书大多是他给我寄来的。我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回国，托人打听，才知道他已远离人世。但是他寄来的书仍在我手边，有的已经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了。三十年代初期，我翻译了《地下的俄罗斯》，交启智书局出版。三七年我又修改了一遍，连书名也改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了一版。这部书描写了十九世纪的俄国青年男女“到民间去”，献身革命。其中有许多动人故事，我至今还不能忘记。《我的生活故事》是意大利工人巴·凡宰地的自传。这个人，我曾经称他为先生。一九二七年，他和朋友沙珂被关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顿监狱里。我初到巴黎的时候，全世界正掀起纠正对两个意大利工人的冤案的运动，要求释放凡宰地和沙珂。报刊上传来了死囚犯的声音：“你们的休戚相关果然会把我们从地狱，从刽子手的手中救出来么？他们果然会把我们送回我们所爱的人们那里么？把我们送回到阳光，到自由的风，到生活，到我们的奋斗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回来了，我们决不会像一个忘恩的人、胆小的人回来；如果我们死在电椅上了，我们的感激也要和我们死在一起的。我们的思想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些话揪住我的心，我拿起笔在巴黎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给凡宰地和沙珂写信。凡宰地回了信，并且寄了这本“自传”给我。我当时就把它翻译出来，并且收在《断头台上》里面。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凡宰地和沙珂在波士顿监狱被处以电刑。一九七九年，他们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我为他写过两篇小说《电椅》和《我的眼泪》。《西班牙问题小丛书》（六本），是抗战时期一个朋友替我编印的。这是根据西班牙三年的国内战争期间期刊上发表的作品编译的。当时的刊物已经散失，而这些文章保留着人民争自由、求正义的愿望，纳粹法西斯终于失败了。我想起八年抗战，想起身经百炸的日子。我的眼前一片光明。巴金九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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