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只是说十九世纪中各门科学（也许要把天文学除外）取得的巨大进步超过任何过去三四个世纪中所达到的，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二千年前古希腊的哲学振兴的光荣时期才能找到另一个这样的时代，人的智力觉醒的时代。而且就连这样一个比较也不恰当，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像现在我们使用的一切工业技术的神奇力量。此种技术的发展终于赋予了人从奴隶的劳役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机会。同时，现代人类受着最近科学的各种发现的刺激，也发生了一种少壮的，大胆的发明精神，而且此等接二连三的发明把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凡古代或中世纪甚或十九世纪初期人们所梦想不到的种种安乐，现代文明人都享受到了。人类开始明白他的生产能力不仅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而且超过他的需要，这是文明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因此，以后再也不必为了保证少数人的安乐和精神上进一步的发展而使人类的大部分陷于悲惨与堕落的深渊，如自古至今所行的那样了。人人的安乐是确实能做到的——而且要保证人人安乐，毋须把一种压迫的、堕落的、消灭一切个性的苦役重担压在任何人的肩上；人类终于能够把他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在正义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究竟在现代的文明国家中会不会有社会建设能力、创造力和勇气去利用那人的智力的战利品来谋万人的利益呢？——这是很难预言的。究竟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否有足够的青春活力来担任这样伟大的事业，使之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呢？——我们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科学的复兴已经创造出那生出此种活力所必需的心智的气氛，而且它还把实现这一伟大任务所必需的知识给了我们。从古希腊时代直到培根，这种健全的自然哲学始终为人所忽视，直到培根出来把科学研究从长梦中唤醒以后，近代科学才逐渐回复到健全的自然哲学；从此近代科学便造出一种脱离了超自然的假说及形而上学的“观念的神话”两者的宇宙哲学的种种因素，同时这一哲学是如此伟大，如此有诗意，如此富于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此浸染着自由的精神，所以它肯定能够生出新的力量来。人用不着再把他的道德美的理想和在正义的基础的社会的理想穿上迷信的外衣了，他再也不必等待最高智慧来改塑社会了。他能够从自然界获得他的理想，又从对自然界生活的研究中获得实现他的理想所必需的力量。后记：代跋树基：《伦理学》是我最早的译本，但把它编入第十卷也很合适。本书作者到晚年才感觉到建立伦理学的必要，他大半生流亡国外，俄国革命以后回国，住在莫斯科郊外彼得罗夫村，在供应十分困难、参考资料缺乏的条件下，勤勤恳恳地写他感到迫切需要的伦理学。那时他已又老又病，第一卷还没有写完，第二卷才开了个头，就离开了人世。本书还是他的朋友替他整理出版的。然而我们知道，本书作者平日就注意道德问题，《伦理学》的第一部是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道德规范和它的目标。道德不是一门学问，它是做人的道理，是整个社会的支柱。本书作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社会本能发展起来的，构成道德的三个要素，也是三个阶段：第一是休戚相关、互相帮助，这是社会本能；第二是正义和公道，这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第三是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就是道德。我也是这样看法。我平时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比维持我们生存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应该把它分散给别人，这就是生命开花。（大意）所以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一个人要想长久活下去，只有把生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道德不只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奉献不仅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命开花，每棵树都需要雨露滋润，离开了社会，我们都会枯死。有了道德，人生才会开花。这次将它编入全集时，老友成时又认真地代我校订了一遍，我在这里感谢他。巴金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本书前言俄文原本编者列别杰夫序《伦理学》是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科学家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天鹅之歌”①。而且它还是克鲁泡特金在他的长久的，异常丰富的生涯中所得来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之要略。这也是他的杰作。不幸他未能完成他的著作便死去了，因此依着他的遗志，我便来担任整理《伦理学》的原稿，预备刊行的工作。在本书第一卷付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把这部著作的来历略略告诉读者诸君。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想解决道德的两个根本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人的道德概念从什么地方来？道德命令与其标准的目标是什么？因此他便把他的著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专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发展，第二部说明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与其目的。克鲁泡特金只有时间把第一卷写成，而且就是第一卷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其中有几章只是他的略稿，最后一章本是预备用来讨论斯丁纳、尼采、托尔斯泰、马尔塔求里及其他同时代的优秀的道德学者的伦理学说，也因他的死，来不及写出了。关于《伦理学》的第二卷，克鲁泡特金只留下几篇打算先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一些草稿和笔记。论文有《原始的伦理》、《正义、道德与宗教》、《伦理学与互助》、《道德的动机及义务意识之起源》等数篇。从1880年起克鲁泡特金便开始研究道德问题，然而他特别致力于此种研究，则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在那时候，文学界中起了道德不必要的呼声，而尼采的无道德论也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同时，许多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受了达尔文学说（只是片面的解释，并非达尔文的真意）的影响，也开始认定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就是“生存竞争律”，由于此种假定，他们在无意中竟为哲学的无道德论张目了。克鲁泡特金深觉得这些结论的错误，便决定要从科学的观点来证明自然界并不是无道德的，它也不会把恶的教训给人们；反之，道德乃是社会生活的进化之自然的产物，这所谓社会生活不单指人类的，而且也把其他一切生物的包含在内，就在大多数的动物中间，我们也常常看到道德关系的萌芽。1890年克鲁泡特金在曼彻斯特“恩考茨兄弟会”中讲演《正义与道德》一题，以后没有多久，又在伦敦伦理学会中讲演同样的题目，不过形式扩大了许多。在1891年—1894年间，他在《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连续的论文，论述动物、野蛮人及文明人中的互助。这些论文以后被修正，印成专书，即是他的名著《互助论》，这部书也就是他的道德学说的一个绪论。在1904年与1905年中，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两篇直接讨论道德问题的论文：《现代之论理的需要》与《自然界的道德》。本书的前三章即由这些论文修改而成。约在同时，克鲁泡特金又写了一本法文小册子《无政府主义的道德》①。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唤起人们积极地去参加生活的斗争，他要人们记住：人在孤独中不能产生力量，力量是由于和同胞、和人民、和劳动群众联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他企图创造一种社会的道德——一种社会性与联带性的伦理学。据克鲁泡特金说，人类的进步是绝对不能和社会的生存分开的。生活在社会中，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与动物生出了社会性的本能——互助；这种本能在人类中进步发展，则变为仁慈、同情及爱的感情。这些本能与感情生出了人的道德，即道德的感情、认识和概念之总和。后者在最后形成了一切道德学说的基本规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克鲁泡特金说，这个规则并不是道德的完全表现，不过仅仅是正义、公正的表现而已。最高的道德意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的。克鲁泡特金主张，除互相的感情和正义的概念外，还有一个道德的基本因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度、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互助、公正、自我牺牲——依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说，这是道德的三要素。这些要素虽未具有论理律中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之特征，然而却是人类的伦理学的基础。这所谓人类的伦理学，应视为“人类行为的物理学”。道德哲学家的问题，便是研究此等道德要素的起源及发展，并且证明此等要素和所有其他的本能与感情一样，确为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克鲁泡特金在四十年流亡之后，回到俄国，最初住在彼得格勒，不久因听从医生的劝告迁居莫斯科。但他也不能在莫斯科久留。莫斯科当时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不能不在1918年夏天迁居到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小村落德米特洛夫（距莫斯科六十俄里）去。在那里，克鲁泡特金在几乎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形中过了三年，一直到他的死。住在如此隐僻的小村中，著述《伦理学》，解释道德学说的历史与发展这样的大著作，不用说是非常困难的了。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藏书完全留在伦敦，他的手边仅有很少的参考书，为了核实引用的文句，费了他很多的时间，而且常常妨碍他的工作。克鲁泡特金没有钱买书，仅仅他的友人或相识者有时费了很大力气寄了几本必要的参考书到他的手里。他没有钱雇用一个书记或打字员，因此连这部著作中的机械的工作也要他自己去做，有时一部分竟重抄数次。这样，他的著述的工作自然要大受阻碍了。加以移居到德米特洛夫后，因为饮食不良、营养不足，他的身体逐渐衰弱。因此，在1919年1月21日寄我的信中，他便写道：“我现在拚命地著述《伦理学》，可是我的体力不继了，不得不时时中断我的工作。”此外还有许多不方便的情形；例如，他每天晚上不得不在一盏微弱的灯光下长久地继续他的工作，几乎使他成了一个瞎子。①克鲁泡特金以为他的《伦理学》的著述是一桩必要的，革命的事业。在他的最后信札之一，即1920年5月2日的信函中，他说：“我现在又在继续著述我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书了，因为我以为这一著作是绝对必要的。我知道书籍不能创造智力运动，而是智力运动创造书籍。然而我又知道，要说明一种思想，非借助于书籍不可，因为书籍可以把思想的基础表达得完完全全。而且我们要建设一个脱离了宗教，高出于宗教的道德之上的道德的基础……更非有说明的书籍的帮助不可。特别当此人类思想在尼采与康德之间挣扎之际，这种说明更是不可缓地必要的……”①他和我谈话时，他常说：“自然，假若我不是这样年老，我在（目前这一）革命的时期中，决不会忙于写什么关于伦理学的书，我一定去积极地参加新生活的建设。”以一个实在论者和革命家的态度，克鲁泡特金认为伦理学并不是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他在伦理学中最先看出一条具体科学的规则，其目的是鼓舞人类从事实际活动。克鲁泡特金发现就是一般所谓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在道德方面也是不坚定的，他们大多数都缺乏一种指导性的道德原则，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他反复说过，大概正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的缘故，俄国革命便证明它无力创造出一种基于自由与公正的原则上的新社会制度，而且也不能以革命火焰点燃其他的国家，如法国的大革命及1848年革命的当时那样。因此，这个终日想念着人类幸福的老革命者与叛逆者便想用他的《伦理学》这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公正之信仰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感，不在于利己的，甚至于更高一层的欢乐；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并且和民众在一起为真理和公正而奋斗中得来的”。克鲁泡特金既然否认了道德与宗教及形而上学的关系，他便要把他的伦理学建立在纯粹是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努力证明只有留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才能找到力量来过真正是道德的生活。在他的《伦理学》中，克鲁泡特金，犹如那位诗人，把他的最后的信息传达给人类：不要带着一颗倦乏的心企图离开这灰色的地球——你的可怜的居处，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和地球一同悸动，要它来困乏你的肉体，来帮助你的同胞们担负那共同的重担。许多人以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定是特别“革命的”或“无政府主义的”伦理学。当有人向他说起这样的话时，他总是答复道，他所要著述的是人类的《伦理学》。（有时他也用“实在论的”《伦理学》这名词）他不承认有什么个别的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只应该有一种，这是为全体人类的。假若有人向他说，在这个阶级对抗的现社会中不能只有一种单一的伦理学，他便会回答说，无论“有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伦理学归根到底总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种学的根基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种根基对于阶级的或集团的道德原则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又指出，不管我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一党派，我们首先总是人，总是构成一般动物种类之一部分的人类，所谓“HomoSapiens”（智人）一类，包括着最文明的欧洲人到野蛮的布须曼人①，最阔气的“有产阶级”到最贫苦的“无产阶级”构成一个逻辑的整体。克鲁泡特金在他对于将来的社会结构的计划中，他想的总是一个个的人——完全扫去了在人类长久的历史生活中我们身上所积起来的社会“等级表”的污垢。克鲁泡特金在本书中虽不常用“兄弟情谊”②这字眼，但是他的伦理学说可以列在“兄弟情谊”的说教一类。他不喜欢用“兄弟情谊”这字眼，而爱用“休戚相关”这个词。他以为“休戚相关”比较“兄弟情谊”是更为“现实的”。他举例说，兄弟间常有争吵、相仇以至相杀的事情。而且据《圣经》的传说，人种的历史便以兄弟相残为开端。③反之，“休戚相关”这一概念表示着每个人中诸因素之间物理的与有机的关系；在道德关系的世界中，“休戚相关”则以同情、互助、互怜表现出来。“休戚相关”是和自由与公正相和谐的，而“休戚相关”与公正则为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由此克鲁泡特金便构成了他的伦理的公式：“无公正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自然，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不能解决激动着现代人类的道德问题的全部。（而且问题的全部也是永不能完全解决的，因为每一代新人出世，道德问题的本质虽然保留不变，其面目则会随时代而变更，从而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也只是指出一条道路，提出他解决伦理问题的办法而已。因此本书之作，也只是一位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位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对于这燃眉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企图作出一个回答罢了。但极不幸的是，克鲁泡特金来不及以最后的完成的形式写好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便突然死去。因此他所计划来解释自然主义的和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陈述他的伦理的信条的本书第二卷也就无法与我们相见了。克鲁泡特金在其探求伦理学之实在论的基础的工作中，在我们看来好像是道德关系的复杂世界里的一个受着灵感指引的开路人。而对于那些力求达到自由与正义的幸福之岛，但至今还生活在压迫与敌意的世界中，尝尽无路可走的苦味的人，他便是一块坚定的指路碑。他指出了到达新伦理学的道路，到达将来的道德的道路。将来的道德将不容忍那种把整个人类分成“主人”与“奴隶”、“统治者”与“臣民”的做法；它将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自由的集体的合作的表现。只有那种合作才能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实在的，而非昙花一现的兄弟般的劳动与自由的国土。最后，我还要说几句。在编辑本书的时候，我极力参照我平日和克鲁泡特金本人谈话和讨论时所听到的言语，以及他的遗稿中的“对于处理我的原稿的指示”，和那篇简短的提纲，《告后继者》。在这篇用法文写的《告后继者》中，克鲁泡特金曾有下面的话：“如果我不能完成我的《伦理学》——那么，我请求那些试来完成它的人利用我的笔记。”然而现在出版的本书并未利用这些笔记，因为一则克鲁泡特金的亲属和友人都决定：《伦理学》如果依照著者所遗留下来的形式出版，必然更为重要，更有兴味；二则这些笔记之分类与整理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劳力，结果会使本书之刊行因此延迟。在今后的版本中，凡克鲁泡特金所遗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一切稿件，自然将以各种方式利用。H.列别杰夫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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