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选编了笔者十多年来所写的有关翻译的十余篇文章，下篇则收集了笔者近一年多来为《中国翻译》“翻译自学之友”专栏所作的英译汉练习。把这两项内容编辑在一起，且分别冠以“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乃是因为我相信“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这个道理。翻译作为一项思维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矛盾丛生”。比如，你想力求“忠实”，又怕引起“不美”，你想求“美”，又怕引起“不忠”；你想传达“洋味”，又怕造成“洋腔”，你想避免“洋腔”，又怕丧失“洋味”；你想接近作者，又怕失去读者，你想取悦读者，又怕背叛作者……总而言之，矛盾重重，左右为难。解决这重重矛盾，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重此轻彼，二是两者兼顾。前一种做法可能省劲一些，也可能更“潇洒”一些，但终究有违于翻译的使命；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产生真正优秀的译作。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唯物辩证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这十余篇文章中，从１９８５年的《洋味与洋腔》，到１９９２年的《也谈神似与形似》，到１９９６年的《翻译的辩证论》、《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到１９９７年的《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翻译观》，到１９９９年的《翻译的异化与归化》，都在试图阐述翻译的对立统一原则；特别是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翻译中应该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有人读后说：“你的道理说得都对，但是不是有些搞折中？”笔者的回答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决不可与“搞折中”混为一谈。我们主张，对于矛盾的双方，不可顾此失彼，或重此轻彼，而应统筹兼顾，统一权衡。这统筹兼顾也好，统一权衡也好，决不是“半对半”的对分，译者所要选择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而是矛盾双方都可接受的最佳“融汇点”。笔者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中，对此说得比较具体。同样的道理，“一分为二”的原则也可以用来指导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例。本来，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正如Ｌｏｔｍａｎ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中，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自然结构为中心的。”然而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重视语言和文化相一致的一面，而且还要注意两者之间有所差异的一面。语言是传达文化信息的，因而往往含有本民族的文化色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文化内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浓厚淡薄之别的。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些言语的“共性”大一些，民族“特性”少一些，有些言语的民族“特性”大一些，“共性”少一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握翻译的另一条原则：在“纯语言层面”，可以进行必要的归化，而在“文化层面”，则应尽量争取异化。笔者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和《文化与翻译》等文中，都涉及了这一点。笔者认准了翻译的辩证论，实践中也尽量以此为准绳。近一年多来，我应《中国翻译》编辑部之邀，为该刊的“翻译自学之友”提供英译汉专稿，更是在有意识地贯彻翻译的辩证法。现在，我把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十篇拙译，加上另外两篇习作，放在“理论探索”之后，供读者检验、批评。孙致礼１９９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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