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上、下册）

　　《基督山伯爵》写的是水手邓蒂斯即基督山伯爵对迫害他的三个仇人——维尔福、邓格拉斯和弗南，这三人后来分别是司法、金融、政界的头面人物——复仇的故事。由于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险象环生，出乎想象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此它扣人心弦，让读者难以释卷，实在不足为怪。另外，三个各异其趣的复仇故事，写的都是对作恶多端的大人物的胜利，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当然能让经常受气却又经常无奈的普通百姓颇觉舒畅解气。这部小说除了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极好的猎奇机会，更能让他们在白日梦的逍遥中获得了某种复仇的快感。这样的小说怎能不叫人喜欢呢？社会学色彩浓厚的评论家会说，这部小说通过写邓蒂斯悲惨经历揭露了法国当时的司法界的黑暗，是一部进步小说。这当然没错。更看重小说艺术本身的评论家会发现，小说的情节安排得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同时又繁而不乱、环环相扣，充分显示了大仲马作为杰出小说家和剧作家的想象天才和结构能力。从文章学角度看，这是一部营造得天衣无缝的巨匠之作。不过，更有眼力的评论家会指出这部小说有重大缺陷，是一部通俗小说，不能和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相提并论。此说不无道理，因为《基督山伯爵》虽然洋洋逾百万字，其实写的只是一个人千方百计复仇的故事，其中没有对整个人类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剖析，更没有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文理想（基督山伯爵的报恩行动颇具豪侠之气，但还谈不上崇高）。而最要命的是，小说的主体以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大财富为依托，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说，这反映对金钱的魔力的向往，小说在这一点上落入了俗套。从艺术形象的塑造来看，主人公得依靠其实并不可靠的外在力量（一大笔钱）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他的形象也就大打折扣了。试问，假如没有那笔从天而降的钱，主人公怎么办？作家本人又怎么办？评论家们还可以举出更多赞扬或贬低这部小说的理由。不过，这对一般读者并不重要。他们就是喜欢这部书，就是忘不了邓蒂斯越狱的情景。越狱故事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体，可是笔者固执地认为它是全书最能予人以生活启示的部分，因为它向我们昭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活着不能没有希望，生活的斗争不能没有智慧。邓蒂斯遭迫害而被打入死牢，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了，因此他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有幸的是，他毕竟没有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因为他太爱阳光下的温暖了，太爱铁窗外蓝天下的自由了。要是没有这种希望，难以想象他能忍受由新郎变为死囚的突变的痛苦，难以想象他能战胜黑牢里十四年的孤独。正是对生的希望使他挺住了，变得坚强了，正是这种希望给了他挖地道的力量和锲而不舍的耐性。而地道又使他得以和法利亚长老相识，为他日后的出逃和复仇提供了可能性。为了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邓蒂斯把挖出来的泥块弄成碎末，然后把它们撒出窗外让海风吹进海里。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也是主人公智慧的表现。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在法利亚长老中风而死之后，邓蒂斯计上心来，钻进了包裹长老尸体的麻袋，结果被狱卒扔进海里，从而得以死里逃生。这一“掉包计”是作家的神来之笔，是大家手笔。掉包计的成功，是主人公非凡智慧的伟大胜利，绝非刀枪之类可及。总之，是希望和智慧使邓蒂斯得以重生，得以成为基督山伯爵，得以完成复仇计划（顺便提一句，他后来精心安排的复仇行动也体现了他高度的智慧）。在现实生活中，身陷邓蒂斯似的死境的人当然是不多的。但生活中令人绝望的事是时有发生的，需要希望和智慧支撑人生的情况是很多的。很遗憾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那么差，有些傻瓜甚至会为一次失恋或落榜而自杀。其实这些人的痛苦与邓蒂斯的相比太微不足道了。这些人要是能读一读邓蒂斯越狱的故事，或许会发现自己的愚昧可笑，或许会变得更坚强一些、更聪明一些，那么世界也许会因此而少几桩可笑的惨剧。

　　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父亲托马·亚历山大是法国的大将军，立过赫赫战功，后失宠于拿破仑，被迫退役，死于1806年。父亲死后，他一家人的生活趋于艰难，十五岁那年，他被送进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当办事员。在那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在朋友的影响下，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1823年，他来到巴黎，次年7月有了个儿子，并取了个和他一样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仲马。为了以示区别，后人称父亲为大仲马，称儿子为小仲马。小仲马的长篇小说《茶花女》是不朽之作，他在文坛上和父亲齐名。大仲马最初的作品没有什么影响，直至1829年他的剧本《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在巴黎上演，才获得了巨大成功，开始在文坛上走红。他写作勤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生写了五十五个正剧、三个悲剧、二十三个喜剧、四个通俗剧和三个喜歌剧。尽管他的剧作很多，但是，他在文坛上的知名度还不高。《三个火枪手》在1844年问世后，才奠定了他作为历史小说家的地位，从此闻名于世界文坛。他的小说数量十分惊人，多达五百卷，出名的还有《基督山伯爵》、《玛戈王后》、《红屋骑士》、《蒙梭罗夫人》等等。其中有不少作品，是他和历史教师奥古斯特·马盖等人合作写成的。大仲马一度热衷政治，致力于议会竞选，但是最后失败了。接着，他创办过《月报》、《火枪手》晚报，但好景不长，都因经济桔据而先后停办。1860年，大仲马被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加里波第任命为文物总监。他不领会当权者的意思，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结果，自然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于1863年怀着无比懊丧的心情回国。大仲马为人豪爽大方，生活奢侈放荡，曾花巨款建了豪宅“基督山城堡”。他慷慨好客，挥金如土，所以，虽收入丰厚，最终却入不敷出，后来这座豪宅不得不以低价拍卖，用以抵债。1870年12月5日，一代文豪大仲马在诺曼底省一幢海滨别墅——他儿子的家里，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