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区分君学与国学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前夕提出的“君史”观念为这些士人提供了一个诠释的方向，邓实、黄节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君学”论。不过，梁启超的“君史”主要是指以历代正史为代表的整体中国史学，以与尚未出现的“民史”相对应，其结论指向中国“无史”；而国粹学派的“君学”则是和先已存在的“国学”相对应的全体学术之一部，若抑此扬彼，仍不无“复兴”的可能。如此将传统学术划分为“君学”和“国学”两大部分并以春秋笔法明其褒贬，实际是一种重构中国学统的尝试，尚有相当程度的建设意味；不过，正因为“君学”是借鉴以破坏为主要特征的“君史”论而产生，它随时也可能导致中国“无学”的结论，这一走向在学术与物质层面的“实用”紧密联系起来之后日趋明朗。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虽然还有“二通”等昔人相对不甚看重的第二手著述近于“国史”，这一断语仍将中国主要史籍几乎横扫殆尽。梁氏“君史”之含义，即谓历代修史者其意不在国之强弱和民之生计，“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国、长子孙，如斯而已”。在此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他对中国过去尚有近于“国史”者也几乎不再提及，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君史”的负面含义，并干脆直言中国“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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