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表明，尽管英国产业革命开创了近代工业化之先但它的具体发展道路并不是世界近代工业化的惟一范式，促成英国早期工业化发生的具体动因及发展顺序也不足以作为一般的衡量标准。其先进与后进的国家、内陆国与岛国、大国与小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基础上所进行的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具有着很大的形式差异。而即便在同一时代，发展水平基础相近的国家，也可以在发展道路和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无规律可循了呢？绝对不是。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所作关于历史前提条件的分析和归纳，直到今天在大量的分析研究中仍然是基本得到肯定的，这些条件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资本的原始积累；（2）对农民土地的剥夺；（3）资本家的出现；（4）工业资本国内市场的形成。①马克思认为，正是上述从经济到政治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与此同时则是导演了一幕幕人类的历史性悲剧。后期孟德尔斯在研究关于初型工业化问题时也曾指出：“资本积累的程度，和在政治与社会的领域中，及其各个人所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深层（工厂）工业化的进程。”②随着20世纪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关于进行早期工业化的条件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人研究，鲁道夫·哈曼在《欧洲丁业革命是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模式吗？》一文中提及：“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哈特维尔曾经编录了共工业革命文献中提出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所有因素，分成五组变项列述如下：（1）资本积累；（2）创新；（3）天赋有利因素；（4）放任主义；（5）市场扩张。"他认为“对工业革命的完整理解，必须考虑上列所有因素，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①从上述内容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这么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导致工业化产生的经济条件方面，它基本包含了这么三点：即资本积累、具有创新精神的资本家人才之出现及市场的发展；二是在采取国家这一存在形式的条件下，人们于经济过程中的活动方式，如所谓放任主义的要素。对此我们则很难认定它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还是后果，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之前和之后很长时期都在发挥作用的要素，而且即便是采取所谓放任主义，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其显然也是有条件并只能是相对的。孟德尔斯就曾明确指出，在欧洲的工业化前工业化（也称初型工业化）时期，当时国家“对社会经济关系施行一种法律制度保护形式的政治力量，是适应需要而发生的”。如“对标明用于交换的商品必须获得国家的承认并保护其财产权，以及买者和卖者作为各自商品和货币的拥有者，都认同他们的交换是自由而平等的”，而“这是为生产者和代理商们在市场商品交换中提供的基本保证条件”。②最后是关于天赋有利因素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似乎也得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中的大量事实表明，往往自然资源并不等于经济资源，它也存在着怎样才能实现相互转化的条件问题。格尔申克隆指出：“应当明确一点，工业发展的统一模式是完全合理的。无论在何处，工业化都意味着增加固定资本数量；意味着在技术上、组织规模上、农业劳力和小手艺工人向工厂工人转化上的种种变革；意味着愿意并且能够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的出现。”但是，他还说：“当我们研究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时，我们发现，在一个国家可能起了前提条件作用的，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工业化‘原因’的因素，在另一个国家则似乎是工业化的结果。"因此，“在某些历史事件中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前提条件的事物，在另一些事件中可以自然得多地看作是工业化的后果。什么是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什么是对工业发展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看来是很灵活的。也许可以提出某些规律，据此可以在这条界限的这边或那边发现相关的现象。……对一个较落后的国家，断定其落后程度的一个依据正好是它缺乏那些在较先进国家被称为工业发展前提条件的因素。因此，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探求在落后情况下的工业化进程中，用什么东西或什么模式来替代其所缺少的因素。”①由此使我们得到的启发是，作为工业化发生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或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是会发生变更的。如资本积累的因素，在我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它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累积的过程；而在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积累的不足，而解决的方式则只能主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来达成，这就使资本积累的作用形式发生变形；与此同时，则是使资本积累这一要素条件没有成为事件发生之前的必然，反而成为事件进行过程中的参数。在研究后发展工业化地工业化都意味着增加固定资本数量；意味着在技术上、组织规区的前提条件时，其早期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是遵循了常规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又在多大程度上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路子，要想作出一种中肯的判断，就首先得对研究对象发生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基础有一个基本的研究和分析，以通过对其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及水平的揭示来考察它如何产生以及在后期如何发展，而如果它本身缺乏那种被称之为发生早期工业化应具有的前提条件，它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予以弥补或替代的。1840年由鸦片战争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沿海地区及所波及的内地的冲击，在其之后近四十年，对偏于西南一隅的云南可以说几无影响。云南地处高原，全省山区、半山区约占土地面积的94％，坝区仅占6％左右。由于“滇省跬步皆山”，直到清代的道光年间，仍然是“从无外来商贩，偶遇水旱，遂致米粮匮乏。”①此说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事实有所夸大，但也可从中体会到其由自然地理条件造成的云南与内地交往的困难，使商品和市场的发展必然也受到其影响和制约。由于当时的交通阻隔导致消息传递的迟缓，不仅使发生在那时的战事的事态发展不可能及时获知，及至其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沿海地区由于西方不同经济形式的植入而导致当地经济生态所逐渐发生的变化，显然更难于获致及时的交流，何况某种经济形态的产生还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尽管云南在与太平天国革命同期的1856年也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以回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起义，并历时18年之久，但二者在性质上也是存有差异的。太平天国革命从酝酿、发展、到最终的失败，都包含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外不同力量的对抗以及最后遭致清廷与国外侵华势力的联合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已发生变云南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少数民族起义则与中起义的社会条件及性质相差无几。所以，云发生社会变更的经济基础和条件。直到19中法战争爆发，继而在与法国签定的一系咄_上，蒙自、河口、腾越（今腾冲）、昆明见了云南由传统农业社会向早期工业化过渡直民主义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英国在印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艮愚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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