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纪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1902年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提倡“新小说”，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的五四文人更发展出感时忧国的小说传统，浩浩荡荡，至今仍为多数文学史家奉为圭桌。然而曾几何时，台湾的张大春告诉我们大小说家宜与《大说谎家》并观，而大陆的王朔《一点正经没有》地写着小说，而且《玩的就是心跳》。由涕泪飘零到嘻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小说中国还有第三层意义：小说中国。多少年来，有关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引得众说纷纭。大人先生们喜从大处着眼，谈政策，抓思想，论历史，大言夸夸，令我生小辈目眩神迷。评论家黄子平谓之为“大说”，良有以也。小说作者见贤思齐，要将小说化为大说的努力，从五四到当代也所在多有。但站在世纪末的边缘上，我们也许要说：大说听多了，来段小说吧。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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