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工作重心是整理或者说清理有关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史料，而不是解释和分析史料。近十几年来有关胡适的研究著述往往表现出“整理”不足、“解释”有余的倾向，解释过于绵密，过于繁琐，过于武断，过于我执，从“以论带史”到“两分法”的评价鉴定，“解释”史料的一头既兴旺发达又仓促草率。兴旺发达的表现是“假、大、空”，仓促草率的表现是“短、平、快”。它们的常规表现是抓往胡适的片言只语发议论，作鉴定，论“文”不看“全文”，论“人”不顾“全人”。其操作稔熟者则掐断一段，品评一段，深文周纳，拿出一个结论。甚至胡适的唱段刚吐出二三个词就喝断，就省略掉后文，指说腔正如何，调圆如何，属于某派，味气醇驳等等。这显然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的研究与评审非但胡适泉下不服，对读者、对观众也大有愚弄欺骗之嫌。以上是我为什么“画像”以及怎样“画像”的一点自供状，实际上亦是解释了自己撰写这本书的一条服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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