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陕北汉代画像石是採用常见的一种岩面平整的细砂岩板石，稍加打製磨光，以石为地以刀代笔，墨线勾样浅刻浮剔，再后敷色绘彩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作品，一般装置在墓门或镶嵌在墓室四壁，既是墓室的建築構件，又有加固和装饰作用，也有顯威赫、尽孝悌、镇宅室、留誌铭、祈吉祥的含义，有些画像石上铭刻着墓主人的姓名、籍贯、职官、地址、下葬时间以及最关切的语词等内容，这些文字和画像是一批难得的具有考古、历史、艺术价值的珍贵资料。陕北，秦为上郡，治所膚施（今陕西省榆林县境）。西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在秃尾河北岸、今神木南部设圜阳县；在秃尾河南岸、今佳县境内设圜阴县，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设西河郡、治所富昌（今府谷境内）。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迁上郡治所于夏阳（今陕西韩城），迁西河郡治所于离石，这些画像石正是在这个时间内、在这片疆土上所凝结的历史產物。汉代画像石遗存较多的地区有山东鲁南、苏北徐州、河南南阳、四川成都、晋西北吕梁地区，隨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在陕北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石，其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是令人驚讶的。陕北汉代画像石真实、全面地记錄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生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953年陕北绥德发现了东汉永元年间的墓葬，其墓门和前室四壁镶嵌有刻着人物图案的画像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陕北征集的第一批汉代画像石，它的出土，“填補了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群到赫连夏石马的五百年间陕西石刻艺术的空白”，它在我国汉代石刻艺术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从1946年到1992年的四十馀年间，陕北汉代画像石有过多次出土和清理发掘，其中在神木县发现16石、榆林县发现14石、米脂县发现151石以上、绥德县发现463石以上、子洲县发现11石、清涧县发现16石、吴堡县发现6石，七个县共计677石以上。在众多的画像石中，以纪年刻石看，年代最早的是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晚的是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所涉及的地域有西河、离石、圜阳、河内、辽东、山阳、高平等地，所载明的职谓有羽林、监官、校尉、太守、长史、令、尉、丞、掾等。画像石墓多为这里的边将、府吏、地方豪富、以及外任还乡的官宦逝宿归葬茔造的。它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从人世到“阴间”，有人们从事生產劳动、生活享受的世俗意识，也有人们祈求吉祥灵瑞、长生不老的成仙昇天观念，大致可以归纳为：车骑出行、狩獵睾鸟、农牧耕种、迎宾进谒、无乐宴饮、百戏杂技、神仙灵怪、珍禽瑞兽、历史故事、生活习俗等等。米脂县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在前室西壁的一塊画像石上，刻绘着一幅车骑出行图，图左先是攔路跪拜的迎迓者，而后是轻车开路，导骑在前，墓主人坐在为首的轺车内，由执棨戟者双骑围护，辎车壓后跟隨而至。为了適当地表现这个浩浩荡荡的列队，汉代的刻绘工匠们，把后一部分重叠过来，放在下欄来表现，其实下欄的车马图像是上一欄的延伸部分。前室的东壁还有一幅接着这段延伸部分的列队，由十一骑驾和六辆辇车组成的图像。这样，由三个场面连接起来，才構成了一幅完整的车骑出行的画面，计有车十四、马三十、迎迓者三、驾驶者十四、骑乘者二十一，共有三十八人，画图长达640釐米以上。米脂县出土的一幅狩獵图上，刻出了人马鸟兽六十多处，有执旌者、擁弓者、射箭者、张笔者、挥戟者，獵狩者骁勇强悍，各跨骏马前衝后擁，上腾下跃，追击杀戮，往返阻截，造型准确生动，構图起伏跌落，呈现出一派鸟驚飞、兽骇逃、人欢縱的、气势磅礴的人兽混战场面。绥德县延家岔出土的一塊画像石上把出行与狩獵巧妙地擺布在一幅画面上，这幅画像的右端刻绘着一座由院墙分隔成前庭后院的豪华住宅，长长的一列车队刚刚离开了家园，近旁有一队彪形大汉专骑卫护。奔驶在最前面的几位獵骑者，已经展开了廝杀。画面左端峰峦层叠禽飞兽逃，在獵手们的驰射追逐下，有的身躯中箭，有的仍在逃遯，一隻双峰野驼，突然遇到围截的獵手、驚厥秃尾，回头张望，四肢痉挛，不知所措，这隻庞然大物恐慌、拙笨的神態，在古代艺术家的刀笔下，刻划得维妙维肖。这幅画像气势磅礴，场面壮观，它运用了绘画语言和综合技法，准确、细腻地把狩獵场景缩挤到1/3的版面範围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的宦门嚣张气焰，而我们看到的卻是擁载者（墓主人）从住宅起程、出行狩獵途中前簇后擁威风凛凛的全部景象。陕北汉代画像石刻绘牛耕的有五六幅之多，绥德王得元墓出土有两幅牛耕图，其中一幅拉犁的耕牛体態健壮、耕者一手扶梢，一手扬鞭，弯腰抬步、形態蹭蹬，四十铺出土的一幅牛耕图，耕者亦一手扶耩一手举鞭，而形態自然，这两幅牛耕图都是一牛牵曳短辕，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塊农田上耕耘操作。米脂官庄出土的牛耕图，耕者则双手扶犁缓缓而前行，精耕细作，两隻黄牛由一根缆绳栓引，抬着槓子曳动耕犁，犁接长辕，辕首置横木为杌，壓在二牛颈上使之前行。绥德出土的另一幅牛耕图，亦是“二牛抬槓”，耕者腰板高挺、双臂高举，跨步较大，神態潇灑，其后跟隨一孩童手提小袋下籽点种。单犁和“二牛抬槓”图样，能在一种风格近似的画像中多次出现，说明耦犁耕种早在二千年之前已在上郡普遍使用，犁铧耕种操作技术亦在不断革新改进，充分体现了繁衍在这里的人们具有着高度的聪明才智。农业生产方面如牛耕、下种、收割、拾糞积肥，从播种勤劳到收获喜乐的全过程，都在工匠们手中得到了生动而形象地再现，这难道不是古代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吗？绥德出土的一塊画像石上，刻绘着一幅牧放图，画像横额上有低头信步、啮草贪玩的麋鹿，有体肥膑壮的犄牛、有跳跃嬉戏的羔羊、有展翅抖胜翩翩起舞的朱鸟。其间雌雄二鸡相对而立，似在竊竊私语，枝头三隻相偎的小鸟期待着觅食归来的老鸟，呈现出水草丰茂，六畜兴旺的景观。一塊竖框上刻绘着庖廚图，有杀猪、有宰羊、有用尖底壶吊水的画幅，有在炉上煽烤肉串的，有在窇旁添柴燉肉的，另一幅画像的正中为一双层阁楼，楼下席坐宾主二人，楼外阙旁有一宰杀架，架上倒挂羔羊一隻，屠夫正在宰杀剝皮，准备给为相聚联欢的宾主做馔。在另一墓门画像上，横额右端为天堂景象：西王母头戴华胜正襟跽坐，近旁是供她役使的九尾狐、三足鸟和捣药玉兔。左端为人也景象：主人憑兀席坐于地，身前倾、微微俯首，右手抬于胸前作迎宾状，主人前为进谒之宾客，有的躬身、有的跪拜，二侍者守候于侧，墙上挂有剑与弓弩，用来顯示主人的尊贵与德望。右竖框是宾主拜会涉事场面，左竖框则是宾主会见后饮宴欢娱的情景：他们或联袂六博、或投壶罚酒，或促膝言欢，一个个眉笑颜开谈唱风生，通过这些挥臂扬袖、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刻画出一个知音相聚，亲密欢快的动人场面，反映了舞乐宴饮的风尚和当地乡土的习俗文化。延家岔汉墓出土的一幅升仙遨遊图，画面左方为一条巨鲸遨遊天宇雲海中，尾部乘坐一人，前一驭者一手扶树，一手提控六缰，鲸前有导骑，各乘马、虎、鹿飞驰呼应，后有二兽尾隨。鲸后三巨兽牵引着一刴流雲，雲上树一建鼓，鼓手在后扬桴，鼓顶高悬羽葆流苏迎风飞扬，巨兽上一人腾空倒立作燕飞状。其后为三鹿牵引的另一雲刴，一兽盘踞于雲头牵缰挥鞭驱赶，一长鬚老者在一穹窿罩中，罩上一仙树前仰耸立，后为二骑凤仙子各摃一长幡向前飞翔，三条青龙紧跟于后，昻首伸爪凌空奔驰。不可忽视的是画面的右端那立有门阙的深宅大院，这样昇天的仙子是否是从那里起程的呢？画像的创作者把神、鬼、人以及天宇、阴曹、人世镕为一炉，以大膽超脱的想象，浪漫潇灑的笔觸，通过浓鬱亲切的生活形象，采用强烈对比的装饰纹样，饱含着一股淳樸、浑厚、粗犷、明快的匠意来表达人生的韻味，以上种种充分体现出陕北画像石特殊的艺术个性与主题基调。通观这些画像石，不论是墓门、墓室或墓壁，它们都是精心设计、组合配套而后雕琢绘製的，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製作顺序：先是处理严面，使其表面平整、尺寸合適，再用墨线起稿勾勒，针对表现的物象，运用適当技法，以刀铲鑿线剔底，最后加工勾划敷彩。其雕刻技法大致可分为六种：一、平面浅底墨线勾勒。二、平面浅底阴刻或施麻点。三、平面深減底墨勒或阴刻浅浮雕（晕刻）。四、平面分层次深減底墨勒或阴刻浅浮雕。五、以上技法单用敷色或兼用敷色。六、平面斜坡阴刻。陕北汉代画像石中哂米疃嗟氖乔叭郑诟〉竦？物象上施加墨线、阴刻、敷彩，是雕刻与绘画结合並用的一种独特殊美的创作形式。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历来以线为主，而陕北画像石不论是“铁笔”刻划的阴线，还是勾勒出的墨线，都是那么流畅、熟练，不论是粗细线条、直线、曲线、弧线的哂茫寄芨菸锵蟮牟煌？随应变化，例如对人物的鬚眉五官、衣袖褶纹、器物节榫、车舆辐条、马鬃鞍垫、虎彪斑纹，以至飞禽羽翎无不给人一种合乎情理的誇张和现实的写真，在个别画像上的朱雀、铺首、边框、绶带、王母衣衫华胜等涂有朱、绿、赭、白等色。四十铺、延家岔、楼沟及黄家塔出土的画像石有的整套墓门有的整塊墓壁都用各种色彩塗染点划，出土时仍然鲜艳、洁净，随着风吹日丽而淡化消失，可放在窑洞或乾燥的屋室内的画像敷色，历经二十馀年朱色墨线依然如故。在不少的画面上，创作者加深減底，为表现对象的远近距离分成几个高低相间的层次，再把沿边部分減掉，在深下的层次上又用阴线刻画出细部，来进一步表达人的颜面、鱼尾、鼠爪、羊卵等物象的立体感，有的画面利用这种技法表现鹿、马、羊的蹄，鹤趾的前后交错的远近层次，这些在拓本上是难以见到的。在选材和构图方面，陕北画像石有着极其鲜明的生活气息和装饰手法，一般是以墓门或是墓室横额刻绘的景物来表现画像主题的，有的用竖框或竖壁作为主题画的辅助形象来进一步引发加深主题思想，而门扇的造型几乎被象征着吉祥、驱鬼闢邪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和衔环铺首的形象所佔据，它讲究形象部位的对称与均衡。有的用几塊画像石拼接起来表达一个主题，有的在一塊画面上分别表达几种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连的图像。这种打破空间观念，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景物的几种形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分段分格的布局来表现，产生了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形式能从多层次、多角度地表达出作者的艺术构思和设计匠心。如我们在许多画幅上，可以常常看到有《山海经》和神话传说中艺术形象，有的穿插奔驰在缭绕的云海中，有的若隐若现地反映在盘曲的藤蔓、枝柯间，用禽兽神怪的形象与植物的枝叶盘亘在一起组成佔去面积较大的边饰。有的在不失主题意象的情况下，把大量的相关体系形象充斥在画面空间中而不顾及其均衡与对称，任意誇张变形，大胆艺术创造，可是效果无不融谐、超凡，给人们展示了广阔而舒朗的空间。有的画幅上我们可以欣赏到在商周青铜器上反复出现的纹饰；有的画面上可以看到马王堆西汉墓内鲜见的图样；有的形象又反映在山西吕梁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上。所有这些，不论单独或是组合式的出现，都表现出的天衣无缝，合谐统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陕北汉代画像石墓的石刻艺术和我国其它地区的汉代画像石一样，开创了写实艺术的先河，为魏晋之后的石雕、壁画等造型艺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国美术发展史、舞乐史、建築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整理和研究陕北汉代画像石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山西省吕梁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会在山西离石县马茂庄出土有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元异之墓画像石（现在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山西中阳、柳林先后发现了汉画像石，1990年底又在离石马茂庄出土有汉代画像石，通过这些画像石上纪年刻石的用词、画像石在墓葬中镶嵌的部位以及题材的选用等方面，可以看出它与陕北的汉代画像石多有类似或相近之处，所以被视为汉代画像石分布的又一集中地区。秦晋之间的这种石刻艺术上的紧密关系，就是这本书收錄一部分吕梁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並加以介绍的原因。陕北，这塊古老的黄河流域的大地上，古代工匠们用他们勤劳智慧的双手为我们留下了如此数量众多、类型齐全的画像石遗存，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环宝、也是文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深入发展，陕北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工作将会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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